1930年，农工党成立，从“一干会议”到1948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农工党相继召开了四次干部会议，从会议先后作出的政治纲领、提出的政治主张，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农工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是自觉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

　　一、“一干会议”主张革命领导权“以我为主”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建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特别是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中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 8月，邓演达创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的前身）。第一次会议（后称“一干会议”）提出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是农工党历史上第一个政治纲领，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

　　邓演达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他把共产党作为友党、同盟者，以便建立反蒋联合战线，争取革命的胜利。但是，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是“以我为主”。他不赞成当时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他认为只有新成立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

　　1931年11月，邓演达遇害。邓演达的牺牲对农工党的打击是致命的。其后，1933年农工党主要负责人黄琪翔等虽然参加了“福建事变”，但也不幸失败。“福建事变”后，农工党的骨干被迫分散，或隐蔽在国内，或流亡海外，这是农工党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刻。

　　农工党的成立与失败都系于邓演达一身，邓演达领导的平民革命虽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民主革命只能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虽说平民革命的主体是工农，但农工党在工农中没有丝毫的基础，起义所依靠的也都是旧军人。正因如此一个领袖人物的遇害，导致了一个政党的溃败。

　　血的教训教育了农工党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是每一个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邓演达事业继承者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继续坚持战斗的农工党人对中国革命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思考的重点就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他们紧密地关注国内的革命形势，章伯钧逐渐认识到“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章伯钧传略》）。黄琪翔认为，“从斗争的实际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同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黄琪翔传略》）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阶层人民消除歧见，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农工党领导人备受鼓舞，立即发表了《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率先响应了中国共产党的呼吁，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二、“二干会议”迈出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

　　1935年11月10日，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后改称“二干会议”），集中解决了党的组织和政治路线问题。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一是表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去掉“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二是适应革命的新形势，表明以民族解放为己任；三是照顾历史传统，还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会议决议宣布同中共合作，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和党的中心工作。

　　“二干会议”迈出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农工党的重要历史转折。因为从邓演达殉难到“福建事变”失败，农工党一直坚持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在摸索中前进，但屡战屡败、屡遭挫折。而中国共产党人却战胜千难万险，奇迹般地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这一鲜明的对比，促使农工党领导人，开始从实际出发，总结失败的教训，反思走过的道路。因此，“二干会议”达成的共识和形成的决议，与“一干会议”《我们的政治主张》和邓演达思想相比较，都大大前进了一步，特别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上有了突破性进展，农工党真正同共产党风雨同舟、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召开“二干会议”前，在农工党领导人彭泽民的家中秘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在讨论新的党纲问题上，就专门提出要倾听中共的意见。后来，彭泽民收到了廖承志代表中共仔细修改过的党纲。

　　从此，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农工党与中共的联系密切起来，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这为农工党后来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团结合作，直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三干会议”明确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

　　1938年1月，农工党中央机关迁至汉口汉中里62号，即刻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联系、增进友谊，并在实际斗争中协调行动、互相呼应。2月，农工党由章伯钧、彭泽湘出面与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王明举行了两党会谈。双方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农工党了解中共“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后，深感参加抗日战争“心里有底了”，为农工党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

　　会谈后的1938年3月，农工党在武汉召开“三干会议”，一致通过了《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等文件。

　　“三干会议”后的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农工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正式会谈，向中国共产党表示了合作的诚意，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从此，农工党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四、“四干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合作”的政治主张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农工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前在上海举行了为期十天的预备会议。会上对党的名称和今后的路线问题争论激烈。“四干会议”总结了农工党的历史，规定了新的任务和方针，更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的政治主张。

　　“四干会议”是农工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加强和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五、响应“五一口号”，公开表明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948年 4月 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并接受邀请、奔赴解放区，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

　　纵观“一干会议”到“四干会议”农工党决定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的发展演变，以及农工党成立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历史进程，可以清晰地看出：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是农工党不断进步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农工党从成立初期的屡遭挫折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其次，在农工党的纲领的政治主张中，对待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首要问题，农工党经历了建党初期不正确的认识到正确的认识的根本性转变，是经过反复比较、鉴别和选择，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动摇到坚定的过程；是由逐步同情、支持，提出同中国共产党联合，到进一步靠拢中国共产党，实现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进而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终于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这是农工党88年走过的道路中最为珍贵的政治经验。

　　今年的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联组会上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丰富内涵和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重温多党合作历史，我们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多党合作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发展的深厚土壤，产生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民解放斗争的光辉实践，是中国各民主党派自觉的选择，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患难与共、长期奋斗的结果。

　　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实现“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70年的历程中取得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共识。我们要薪火相传，继承和发扬当年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的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要在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不渝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共同打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思想基础；必须牢牢把握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根本原则，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继续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