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确立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农工党的重大历史转折，表明农工党完成了认识上的飞跃：不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主力，而且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1935年秋，章伯钧回到香港与彭泽民、丘哲、郭冠杰等会商后认为：农工党有社会基础和工作基础，抗日救国，应急起行动，本着过去精神，恢复组织。黄琪翔也从德国来信，赞成恢复组织，并汇来港币3000元，作为筹备经费。

　　1935年10月下旬，华北的张云川，广东的郭翘然，在日本的李士豪、李伯球、何仲珉等，先后回到香港，共同会商恢复组织的基本问题。讨论的主要内容有：关于党的路线方针问题。认为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第三国际也提岀了“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主张，我们应当首先响应。章伯钧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法国所做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颇有成效。国内的统一战线，也已渐能团结各个方面，趋向一致。我们应当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奋斗。关于党的名称问题。一致认为党的名称需要改变，既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又要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以民族解放为己任，还要照顾到历史传统，保留“行动委员会”的称谓。关于党的纲领问题。一致同意以邓演达时期的纲领为基本纲领，根据新的历史任务作适当修改，重点突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经过讨论，商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

　　讨论告一段落，推章伯钧、彭泽湘、李伯球、张云川起草《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并着手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当时称为第一次临时代表会议）。

　　1935年11月10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陈卓凡、杨逸棠、郭翘然、何仲珉、叶粤秀、杜冰坡、吴今、陈柏鳞等20余人。会议由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共同主持。主要内容是：1、决议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2、决定响应中共《八一宣言》，以“抗日、联共、反蒋”为党的总方针，以推动抗日为中心工作；3、通过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临时行动纲领》和《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告同志书》；4、选出了中央领导机构，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李伯球、张云川、李士豪、陈卓凡、杨逸棠、郭翘然、杜冰坡、季方、罗任一、何世琨、杨清源、连瑞琦、庄明远等19人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并决定在总书记黄琪翔留德期间，党务工作由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集体负责；5、决定以北平、上海、广州为据点，建立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大区机构，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央机关暂设在香港跑马地。为指导全国工作，编印《政治通报》、《工作通讯》等油印品。由喻松担任“总交通”，往返传递于香港、上海、北平之间。

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址（香港九龙大埔道）

　　1930年农工党建党时，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的这种“联合战线”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左”倾错误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的提议被拒绝。当时邓演达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战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领导，可能实现，因为他同我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的“同共产党合作”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

　　整理自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编印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