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响应

　　1935年8月1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确定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临委会负责人深受鼓舞，认为“反日反蒋，事有可为”。

　　在日本的李士豪、何世琨等催促章伯钧速回香港，重振组织参加民族抗日阵线。随后，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的宣言》，该宣言率先响应《八一宣言》，公开打出“联共抗日”的旗帜，表达了同共产党合作的诚意。

　　1935年夏季，流亡到日本的农工党部分领导人、干部及所联系的人士，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商讨重振组织问题。图为与会者合影，其中有章伯钧（三排右一）、李世豪（二排右一）、何世琨（三排左一）、李伯球（四排左一）、何仲珉（四排左二）、丘锷仑（二排左三）、郭沫若（三排右二）、田中忠夫（日本友人，二排右二）。

　　表明立场

　　《宣言》指出：“中国反帝民族革命战争，应自对日宣战始”，因为事实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将不惜以任何手段，在最短期内夺取华北和西北的决心，亦可以断定：倘中国不变为朝鲜第二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吞并行动，决不终止”，“因此，中国的人民目前除了以民族革命战争，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中国的暴行，足以保障华北和西北，收复失地，解放中华民族而外，其他一切的方法，都是自杀的方法”；《宣言》主张“召集人民非常代表大会，由一切真正民众组织和革命的政治团体及革命军人选派代表参加”，成立最高抗战机关，主持对日作战事宜；呼吁“一切革命的党派，在目前民族生死的最后的关头中，应该放弃其宗派的偏见，在反帝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两大原则之下，形成巩固的联合战线，组织统一的行动指导机关”。

　　延伸链接

　　“福建事变”失败后，农工党负责人黄琪翔等流亡到了德国。图为1936年黄琪翔等在柏林合影。左起：连瑞琦、郭秀仪（黄琪翔夫人）、黄琪翔、谢树英。

　　“福建事变”失败后，临委会主要领导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郭冠杰、丘哲等先后抵达香港，与彭泽民会晤，总结事变经过。他们认为在政治总方针上主张实行民主，团结全国，对日抗战，改善人民生活，解决土地问题，是当前正确方向，今后仍须继续进行。关于恢复组织问题，大家认为：当初策略地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中央干部会”名义宣告解散组织，现在“不承认福建我党解散事”，一致要求恢复组织。1934年2月，经两次会议反复讨论，决定恢复组织，按邓演达的纲领继续战斗。为了缩小目标，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临委会决定分散隐蔽：黄琪翔、谢树英、万灿等西赴德国，章伯钧、郭冠杰、何世琨、李士豪等东渡日本，漆其生、王寄一等回上海，周惠生帆等到北平，李伯球等在广州。党的中心设在香港，由彭泽民、丘哲留守，负责与各方联络。

　　1934年春季起，流亡到日本东京的章伯钧、李士豪、何世琨、郭冠杰、李伯球、何仲珉、黄农、李健生等十余人编为3个小组，每周集会一次，就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情况交换意见。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又向华北发动新的攻势，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残酷压制人民的爱国活动，激起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浪潮的高涨。章伯钧同李士豪、李伯球、何世琨以及所联系的中外友人郭沫若、田中忠夫等十余人，以避暑为名在伊东井子头公园集会，就如何重振组织、发动反蒋抗日等问题交换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的情况很复杂，惟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这就是我们要重振组织的目的。集会之后，吸收了一些旅日的进步人士如朱程等加入组织，在伊东办起《解放》杂志。在德国，黄琪翔、连瑞琦、朱江户等积极参加“旅欧华侨抗日联合会德国分会”的爱国活动，黄琪翔因此被捕，经交涉释放。当章伯钧将在日本商议的情况函告黄琪翔时，黄琪翔复信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临委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整理自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室编印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