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上午，周谷城故居列为农工党中央党史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湖南省益阳市举行。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龚建明，农工党中央研究室主任郭洪泉，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邓焕生，中共益阳市委副书记黎石秋，中共益阳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周振宇等出席了揭牌仪式，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湖南省委会主委、南华大学校长张灼华主持揭牌仪式。

　　龚建明、张灼华、邓焕生和黎石秋共同为“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史教育基地”揭牌，随后在周谷城故居旁亲自动手种上了富有意义的“农工树”，并与参加揭牌仪式的各界人士一起参观了周谷城故居。

　　龚建明在讲话中指出，周谷城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卓越领导人，也是蜚声中外的学者，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是广大农工党员崇敬的前辈。他一生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书写了光荣的人生篇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都有密切交往和真诚合作，成就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之间团结合作的历史佳话。

　　马上了解一下周谷城先生与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的交往：

　　周谷城与毛泽东交往：没人能比他更伟大

　　周谷城，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身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周谷城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曾和毛泽东同事，在一个学校教书。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不同寻常的三个阶段。

　　两位教书先生

　　早在1921年，周谷城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就认识了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的毛泽东，二人皆好读书，勤于思考，喜欢新思想，憧憬新生活。闲暇时间，常常畅谈国事、天下事。记得一次毛泽东在周谷城的宿舍，看到他书架上的《资本论》时，还惊讶地问他：“你读这种书，不怕吗？”

　　此时，二人是一对教书匠，有着一样的身份，他们的关系很简单，就是两个有共同语言的同事和朋友。这是二人关系的第一阶段。不过后来，这两位教书先生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埋头教书，继续当老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一个却投身政治，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此后一别经年，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18年之后了。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周谷城在会场外见到毛泽东，两人寒暄时，周谷城关切地问：“您从前胃出血的毛病好了没有？”毛泽东说：“我这个人，生得很贱，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是拥兵百万、雄踞一方的共产党领袖，周谷城则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大学教授，两人在各自选定的生活道路上，矢志前行，均有所为。

　　周谷城在解放后也说过这样的话：“大革命后，我怕死，所以做了学问。”言下之意，如果不怕死，那就不只是个大学教授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交往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的领袖，周谷城还是一介书生，教书谋生。不过，毛泽东还是很念旧的，虽然日理万机，但他还是总想到周谷城。根据媒体报道的材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从1956年至1965年，毛泽东先后与周谷城见过6次面。谈话的内容则是天马行空，从文学、历史、哲学到人生、政治。两人一起游泳、吟诗、吃饭，像朋友聚会一样。

　　两人的交谈虽然并无一定的主题，但也往往会有新意出现。一次，在谈到革命的曲折过程时，毛泽东感叹地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是他对自己革命历程的总结。周谷城听后也很有些感触，他信口讲道：“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有时候成功也是失败之母。”毛泽东反问说：“什么意思？”周谷城解释说：“成功者易于骄傲、腐败、争权夺利呀！”毛泽东沉吟片刻，立表赞同：“你讲得对。”

　　还有一次，周谷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后，觉得有道理。他采纳了周谷城的意见，并加上“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句，于是，这两句文学色彩较重的话，作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来了，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周谷城常以此为例说：“50年代，毛泽东是很能采纳别人的意见的。”

　　两人之间既然是闲谈，话题就纵横无边，走哪说哪。一次，毛泽东突然说道：“我不想当主席了。”这是自言自语，周谷城不明就里，没有接口。毛泽东接着说：“有人说我可以去潜心研究党务，指导国家和世界。你说呢？”这是个问句，周谷城不知该如何回应，沉默片刻，他说道：“那怕不好吧。”毛泽东追问道：“为什么？”这次周谷城没有犹豫，他说：“恐怕人民不答应，人民习惯于喊：毛主席万岁。”这下轮到毛泽东不吭声了，两人枯坐在那里，很长时间没有声音。继而，毛泽东长叹一声：“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你又不同意。”

　　这恐怕就不是闲聊了，这段对话让周谷城很紧张，回到家里后，辗转反侧，还在思量这段对话，不知道自己的回答毛泽东是否接受、满意。许多年后，周谷城才肯定地说：“我的话，恐怕毛主席是听得进去。”

　　关于周谷城与毛泽东的关系外人很感兴趣，周谷城也不避讳，他在课堂上也曾对学生们讲起他和毛泽东一起游泳、吃饭的逸事，常常赢得一片羡慕的目光。

　　毛泽东对于自己和周谷城的关系也很看重。1949年，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周谷城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与会，与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人同在一个小组。毛泽东派人跟他联系，转告让他在北京多住两天，并带给他100块钱。这在当时还是挺多的。不过，周谷城没有听毛泽东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就回上海了。

　　显然，毛泽东似乎有意让周谷城留在北京。而后，毛泽东还特意和他讲起，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很重要，郭沫若那个科学院偏重于自然科学，还应搞一个社会科学院。”周谷城没有回答。毛泽东还问周谷城说：“文化部，文化部，文化应该是一个大文化，不单单是剧目演出、电影戏剧，是个大文化。你对文化有研究吗？”这次，周谷城回答了：“没有多少研究。”

　　毛泽东也曾告诉上海市的领导说：“我认识周谷城比认识你们早得多。”一次，毛泽东到上海，陈毅在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晚饭后，大家一起去小礼堂看戏，毛泽东没有去前排为他准备的大沙发上就坐，而是主动找到周谷城，和他一道坐在中间的一排小椅子上，他还开玩笑说：“我们就甘居中游。”

　　他也曾对贺麟、郑昕、冯友兰、金岳霖、王方名、胡绳等人直言：“我今天请老朋友周谷城吃饭，请你们作陪。”

　　周谷城与邓小平的交往

　　1979年，周谷城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此行他还带着一个特殊任务——上海延安中学的女支部书记请他出面，找一位中央领导为学校题写校名。此时，周谷城的儿子周骏羽正好在延安中学当老师，于公于私，周谷城都觉得应该办好。但是找谁题呢？他首先想到的正是邓小平。很巧，会议休息的时候，他遇到了邓小平，周谷城诚恳地说：“请小平同志给上海延安中学题一个校名吧。”

　　邓小平笑着说：“好哇！”答应得很痛快。

　　周谷城是头一次请人题字，他没有准备纸笔，手边也没有纸，就顺手抓过一张委员签到证，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接过纸来，却发现自己也没有带笔。正好有一个送水的服务员带着一支圆珠笔，就把它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写完“上海市延安中学”几个字后，签名时，写繁体的邓写到一半，圆珠笔就写不出字来了，众人连忙又找来一支笔，邓小平这才题完了字。

　　周谷城是全国人大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届代表。l983年，六届人大召开前，中央让上海市推荐人大领导的人选，上海方面推荐了周谷城，上海市委领导陈丕显为此事专门找到周谷城谈话。其时，周谷城已经不再担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只是一个普通代表，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会在这届人大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

　　事后，85岁的周谷城开玩笑说：“邓小平看得起我。我很感激。毛主席没有给我一官半职，小平一下子把我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拽到天上去了。”

　　周谷城感慨地说：“小平同志是‘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者。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得到小平同志的容纳，我有说话的勇气了。”

　　江泽民步行拜访周谷城

　　1987年3月，周谷城在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分组会上发言，一旁为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

　　进入80年代，耄耋老人周谷城仍然为四化建设殚精竭虑。1985年10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到周谷城家拜访。他不带秘书、警卫，从康平路住所步行十几分钟来到位于华山路的周宅。

　　“周谷老，您是同毛主席等国家第一代领导人共事的，我非常敬仰您！”一见面，江泽民就握着周谷城的双手，真挚地说。“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就读过您的书，现在真想再花一点时间复习一下历史，特别是世界史。”周谷城说：“我是个教书匠，吃了一辈子的粉笔灰，写的主要是历史书，得到了毛主席的鼓励。我也写政治史、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也写教育论文、哲学论文，还搞点翻译。”说着，周谷城走进书房，说是有一本英文世界史教科书，图文并茂，但一时没找到。江泽民说：“不急，以后有时间我再来借。”他们就坐在书架旁拉开了家常。谈到扬州时，江泽民充满感情地说：“下次我专门陪你们去我的家乡，要到富春园吃点心。扬州的园林也是一绝，我多年没有回去了，很想回去看看，就是没有时间。”江泽民看见书架上有许多外文书，走近前去，一一念出书名，说大部分是哲学、历史书籍。周谷城很佩服：“您的英文俄文德文都很好啊！”江泽民很谦虚：“哪里，是工作逼出来的。”

　　1994年5月5日，江泽民总书记到华东医院看望谷老。97岁高龄的周谷老欣喜地早早坐在轮椅上迎候。看到周谷老这么精神，总书记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今天看到你很高兴，我们是关心你的，你比我想象的还要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江总书记在周谷老病房内逗留的时间特别长，临别时再次嘱咐周谷老：“希望你安心休养，健康长寿。”临出房门，又重新回过来，再次向他全家致以问候。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1917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院英文系，1921年毕业后，任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英文教员，与当时在该校任国文教员的毛泽东同志建立了友谊。大革命时期，他受毛泽东同志的影响，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为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刊物撰稿、译书，并在暨南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兼课。1930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1930年秋，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授兼社会系主任。1931年秋在暨南大学任教授兼历史社会系主任。1942年秋开始任复旦大学教授。因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在上海解放前夕被捕关押于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后由于复旦大学师生的罢教罢课，国民党被迫将他释放。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第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