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以《追忆爱国抗日名将黄琪翔》作为此次系列文章的收官之作。黄琪翔作为两次淞沪抗战的亲历者，他的事迹在最初的系列文章中留下深刻印记，但他的爱国征程，远不止于这两次战役。在抗日战争中，为了保卫家国，面对重重困难，黄琪翔先生一次又一次不遗余力地在前线与侵华日军作战。今天，让我们全面回顾黄琪翔先生的光辉事迹，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本文转载自农工党中央网站《追忆爱国抗日名将黄琪翔》作者胡文生)

追忆爱国抗日名将黄琪翔

黄琪翔(1898年～1970年)，字御行，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加上将衔。著名爱国将领，政治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

1928年7月，黄琪翔赴德国柏林，入柏林大学补习德文。黄琪翔在柏林逗留期间，邓演达、叶挺，宋庆龄等人也在柏林，黄琪翔受他们影响，有所觉悟。他赞同邓演达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并赞助邓演达在中国组织和建立既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又不同于共产党的第三种政治势力的主张。

1929年5月，黄琪翔应宋庆龄之请，护送宋回国参加孙中山移灵南京典礼，后寄居上海。1930年5月，邓演达也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民主党的前身)。8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成立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任总干事，黄琪翔当选为干事，并担任军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次年11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黄琪翔乃担负起与各方联系之责，继续“临委会”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爆发，全国震动。原第四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战，举国瞩目。黄琪翔当时仍在上海，曾亲至前线，并领导“临委会”在上海的同志组织义勇队参战，发动群众开展募捐、慰问等活动，支援前线。上海抗战失败后，“临委会”在上海的组织也多被破坏，黄琪翔避往香港。

1934年夏，黄琪翔重赴德国柏林。1935年11月，章伯钧、彭泽民等在香港召开临时行动委员会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当时黄琪翔尚在德国，仍被推为总书记。

1936年10月间，黄琪翔在柏林接到陈诚来电，要他回国参加抗战。黄琪翔立即动身回国。次年1月，黄琪翔在南京会见陈诚，复由陈诚引见蒋介石，蒋介石委任黄琪翔为中将高级参谋，后任命为训练总监炮兵监。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21日达成合作协议，中共代表来到南京谈判期间到黄琪翔住宅拜访，郭秀仪准备了便餐，夫妇俩与两方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和张群在庭院合影留念，为当时的历史留下了记录。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将这张照片的底板遗落在地上，郭秀仪小心翼翼地将底板藏了起来。这张珍贵照片现在卢沟桥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多处展出，成为历史的见证。

1937年，上海爆发“八·一三”抗战。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为副总司令防守上海。不久，黄琪翔又调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指挥青浦，嘉定一线的防御作战。11月5日，日军以其海、空优势，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围攻上海。黄琪翔闻警星夜赶赴松江，抽调部队驱逐登陆日军，无效，乃扼守黄浦江以图阻止日军前进，保障松江以固上海侧后安全。黄琪翔只率参谋若干人驻松江城指挥，倾注所有残存部队，竭力抵御。经两昼夜激战，终于不支，日军坦克于8日开进松江，黄琪翔由小道退出，全军西撤。黄琪翔随军到达武汉。

1938年春，国民政府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改组军事委员会，成立军委会政治部，任命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为副部长。黄琪翔努力与周恩来合作，壮大抗日阵容。

1939年秋，日军在湖南、湖北战场发动进攻。黄琪翔调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率李默庵的一个军和第四军驻防湖南邵阳，拱卫长沙。但军队还没有调到战场上，黄琪翔又被调任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驻湖北襄樊，参加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是抗战中较重大的战役之一。日军出动了五个师团的兵力，第一期作战以占领枣阳、襄阳、老河口为目的。黄琪翔的第十一集团军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担任枣阳地区正面防守。其时，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请假回川，战区长官部又以黄琪翔兼任该集团军总司令，指挥该部作战。1940年5月4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第六师团之一旅团向第十一集团军进攻，占领高城、安居阵地。黄琪翔以第八十四军一七五师在唐县镇附近阻击，使主力部队得以转移到枣阳阵地周守。但此时在唐县镇正面进犯之敌，从两翼包抄，汤恩伯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退，枣阳暴露敌前。8日，黄琪翔部队被迫弃守枣阳，撤至襄樊撤退时，黄琪翔满腔悲情，在办公室黑板上，挥泪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黄部撤退后日军紧追不舍。黄琪翔以第一七三师阻击日军，由于寡不敌众，该师在激战中，自师长钟毅以下大多阵亡。黄琪翔率主力撤至外线后，沉着指挥，积极反攻，对敌实施反包围，在友军协同下，将日军的四个师团兵力，围困在襄东平原地区，激战至11日，敌伤亡惨重，突围东退，枣阳复被克复。但在襄东追击战中，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率少数部队与敌发生遭遇战，壮烈殉国。敌复以反扑，于17日再度侵占枣阳。

黄琪翔所指挥的部队是杂牌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又是临时隶属，难以调遣。枣阳、襄阳、樊城相继失守后，黄琪翔曾愤慨地说：“若有当日第四军在手，我对抗战不至于毫无办法。”

1940年9月，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消，黄琪翔调任预备集团军总司令，于1941年初到重庆。这年冬，黄琪翔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驻湖北恩施和四川黔江。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拘禁在恩施，黄琪翔不避嫌疑，时常看望并予照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组织远征军，在昆明设远征军司令长官部，黄琪翔任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是陈诚)。抗战胜利后，黄琪翔改任中印公路东段警备司令等职。1946年，该司令部撤销，黄琪翔回到重庆。

黄琪翔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荣获“抗日战争胜利勋章”、中国最高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美国最高奖章“自由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阴云渐浓。黄琪翔这位始终以民族大义为先的将领，坚决反对同胞相残。他毅然公开发声退出军界，远赴德国任临时公使。1948年9月，黄琪翔卸任回国，劝蒋和谈，未果后携眷赴香港，声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暂留香港期间，他联合农工党及爱国人士开展民主活动，准备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黄琪翔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央政法委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司法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体委副主任、一至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秘书长和副主席等职。

黄琪翔的一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生动注脚。早年投身民主革命，北伐战场上策马扬鞭，求索民族新生。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他临危受命，以“宁为玉碎”的不屈，在枪林弹雨中书写“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烈，用热血践行民族大义。内战阴云迫近时，这位戎马将军毅然弃戈，只为守护国家统一与人民安宁，彰显对和平的深切渴求。新中国成立后，他转身投入建设洪流。角色更迭中，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炽热。从革命到建设，他用一生诠释“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担当，印证着与祖国同行、与人民同向的真正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