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1945年9月3日，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取得抗日战争伟大胜利，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完全胜利。此后，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中国人民铭记在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值此重要历史时刻，农工党上海市委将刊发系列纪念文章，深情追忆农工党先辈们浴血奋战在反法西斯战场的英勇事迹，他们以“救国救民”为志，以血肉之躯直面日寇铁蹄，在枪林弹雨中筑起不屈的防线，用行动诠释了“爱国、革命、奉献”的光荣传统。这些感人事迹不仅承载着农工党的革命传统，更是中华民族抗战记忆的珍贵篇章。

在上海曾经发生过两次淞沪抗战：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农工党的先辈们始终以坚定的民族立场，在军事作战、后方支援、舆论动员等多维度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用鲜血与智慧书写了民主党派参与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

两次淞沪抗战——农工党在反法西斯战争烽火中的历史贡献(一)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农工民主党(时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作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主党派，其早期历史与抗日战争的烽火紧密交织。

“一・二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的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为转移视线，日军蓄意制造事端：1932年1月18日，在日本特务川岛芳子策划下，伪装的日本暴徒在上海三友实业社制造冲突，嫁祸中国工人，成为“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索。面对日军步步紧逼，农工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委会)迅速作出反应。临委会领导人黄琪翔与19路军军长蔡廷锴私交甚笃，两人多次密商抗日大计，一致认为“只有奋起抗战，才能挽救国家危亡”。这种政治共识为后续军事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二八”事变历史照片

1月23日，蔡廷锴、蒋光鼐召开19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临委会成员云应霖等参与决策，确立坚决抵抗的方针。

临委会前线作战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进攻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

临委会领导人黄琪翔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充分发挥政治组织与军事指挥的双重能力。当19路军急需援兵时，他利用其在黄埔军校的影响力(该校一至四期学生多受邓演达教育，不少为临委会成员)，主动策动87、88师中黄埔出身的军官参战，如王敬久、俞济时等参加抗战，并将临委会成员余立奎、何自坚领导的救国决死军编为19路军补充第一团参加战斗。余立奎、何自坚分别担任正副团长，直接归19路军总指挥部领导，先驻扎在真如作为预备队。

1月30日，87师副师长王敬久开赴淞沪前线;驻杭州的第88师则由师长俞济时亲率，急进苏州集结，负责江湾镇以北至蕴藻浜以南约七八公里宽的区域，包括部分蕴藻浜河防及黄浦江江防在内的重要御敌区域。

2月11日，俞济时提议与副师长李延年等联名通电全国：“誓与我19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

2月16日，第87师到达南翔增援19路军作战。20日，日军向吴淞、庙行地区猛攻，王敬久奉命出击增援，毙伤日寇数千名。伤亡达两千九百余人的第88师，在21日至23日三天激战后，作了短暂的整补缩编。相互还不认识的官兵又于25日重赴前线，以血肉之躯向江湾庙行精锐日军发起猛攻。俞济时亲自上阵，腹部重伤肠穿孔，后由此获得国民革命军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日军无法突破19路军防线，转攻浏河。

2月29日中午，总指挥蒋光鼐命令19路军补充第一团即刻前往浏河增援。3月1日晨，队伍赶到距浏河三十多华里的太仓西门外，恰遇87师宋希濂旅长率部从浏河撤退。宋说：“浏河已失守，现不能前进。”当时太仓城形势十分混乱，余立奎团长立即将情况向蒋光鼐总指挥报告，并请命固守太仓。蒋光鼐起初因担心该团力量单薄而有所顾虑。余立奎表示：“我不管力量够不够，我来是准备牺牲的，牺牲了就算尽了我的责任。”由此得到蒋光鼐的认可并同意该团进驻太仓。余立奎进入太仓后即召集县长、警察局长、商会会长等开会，表明了坚守太仓的决心，并要求各有关机关、组织维持治安秩序，筹备供应军需。随即又安排构筑工事，严密警戒，军队与地方合力，打退了日寇的一次次来犯。据《第19路军关于淞沪抗日作战纪要》1932年4月记载：“余立奎补充团为独立支队，固守太仓城。”另据余立奎回忆：“在我们离开太仓时，太仓人民还办了一个‘三・一’纪念馆纪念我们。”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展出的黄琪翔使用过的刮胡刀磨刀器

文化界动员与抗日舆论建构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临委会迅速发动文化界力量，构建反法西斯舆论阵线。1932年2月7日，临委会成员周谷城、梅龚彬、邓初民等与巴金、丁玲等129位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成立 “著作者抗日会”，通过文化话语唤醒民族意识。这种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舆论动员，将反法西斯斗争提升到文化抗争的高度，扩大了抗战的社会基础。

临委会干事丘哲创办《自卫》杂志，专门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值得注意的是，丘哲年仅六年级的女儿丘雪梅每日协助父亲誊写稿件，该杂志作为早期反法西斯宣传阵地，以通俗语言将抗战理念深深植入民众心中，凝聚起全民族共同抗日的强大力量。

淞沪抗战纪念馆中展出的黄琪翔穿过的风衣

技术支援与物资保障

面对日军的军事优势，临委会发挥智力优势开展技术支援。临委会成员杨杏佛组织中央研究院科技人员成立“技术合作委员会”，为19路军设计制作防毒面具、通讯器材和交通运输工具。这种将科研力量直接服务于反法西斯战争的做法，弥补了中国军队装备落后的短板

。在物资保障方面，临委会通过多元渠道动员社会资源：丘哲利用海外关系发动华侨捐款捐物;时任交通部邮政储金局总办的杨建平调拨巨额资金支援前线;暨南大学小组成员发动各界力量堵击日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杏佛与宋庆龄、何香凝合作开展的支前运动：他们发动妇女10天内制成3万套缝有“胜” 字的棉衣送往前线，将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改为难民收容所，还借交通大学房屋创办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杨杏佛请史量才独捐5万元作为开办费，组织留美医师参与医疗服务，形成了覆盖伤员救治、难民安置、物资供应的完整后勤体系。这种全方位的支援模式，体现了临委会整合社会资源服务反法西斯战争的组织能力。

发表政治宣言

1932年3月2日，临委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明确提出“中国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全国人民武装起来”。这份宣言将反法西斯斗争与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结合，体现了临委会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早期思考。宣言同时发布16项《行动纲领》，系统阐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抗日主张。

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现场

中国军队在人民的支援下浴血奋战，连续击败日军的多次进攻，迫使敌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受到沉重打击。但政府当局妥协退让，不继续派援兵，守军寡不敌众，防线终被日军从侧翼突破，被迫撤退。由于上海的战事使长江航运中断，西方列强因利益受损，逼迫日本政府谈判。中日在英、美、法、意各国调停之下于 3月24日在上海谈判，5月5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一·二八”事变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