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从产业关键核心技术到新兴技术应用落地，在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中，强化科技创新的策源功能始终是主线。“十四五”时期，上海科创中心建设将以“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为主线，目标到2025年，努力成为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的重要策源地。上海科技报就农工党上海市委今年的集体提案进行采访并做了报道：

以创新药

提升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

生物医药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国际竞争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上海市九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上海市重点发展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上海市长期以来坚持研发驱动、政策指引，生物医药产业始终保持国内领先地位。上海要如何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和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今年上海两会，农工党上海市委在《关于进一步完善创新药物政策支持体系 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的集体提案中提出具体对策和建议。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保持高速增长

近年来，产业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势头良好，集聚态势明显。2021年产业规模达到7617亿元，创下历史新高。生物医药特色园区也实现了有机联动，“1+5+X”重点产业园区聚集了本市80%的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贡献了超过80%制造业产值。上海不断有新项目落地、新技术突破、新产品问世。截至2022年10月27日，上海市在2022年已获批三个1类国产创新药，暂列全国第一。融资活跃度高，国际化创新布局提速。2021年，上海市生物医药企业共发生融资事件超过190件，创新药物研发和新医疗技术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2020年，张江生物医药产业跨境对外许可交易金额461亿元，占全国80%的比重。

一些薄弱问题需政策发力

农工党上海市委提出，上海要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高地和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仍存薄弱环节，需要政策精准发力。

目前，上海市创新药政策体系对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关键问题有以下几个：产、学、研仍未有效协同，本地创新成果外流。院校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缺乏中试放大条件及产业化机制、资金限制等原因使科研院所的众多研发专利在申请后便束之高阁，没有及时产业化，制约了上游科技成果与中游产业化的衔接。

跨国医药企业在上海建立新药研发中心，与上海医药科研院所以及新药研发外包机构在基础性研究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成为上海原创性医药研发成果的主要承接者，同时也导致知识产权归属跨国医药企业。

原创性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国际化竞争优势仍不明显。从研发投入来看，2021年A股及港股上市医药企业中，研发投入过亿的有247家，相比之下，上海生物医药企业的研发投入捉襟见肘。从创新产品上市来看，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和市场预期的提高，研发产出有了一定的增长，但与美国相比仍有差距。上海虽然在创新药获批数量上处于全国前列，但国际竞争力仍有提升空间。从关键技术突破来看，虽然上海在基因测序、液体活检、药物基因组学、靶向药物研发、免疫治疗研发等方面领先全国，甚至与国际并行，但仍然还有技术空白。

人才制约依旧存在，投融资效率有待提升。上海初创型生物医药企业在人才吸纳和培养方面，面临着较大成本压力。因此，在吸引和促进中高端人才安居乐业方面都亟需有效的配套措施。生物医药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周期长的特点。

攻关“卡脖子”问题，加速创新成果落地

针对现存的问题，农工党上海市委提出一系列建议：首先是构筑以创新药为主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要聚焦核心领域、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国际范围来看，上海在免疫治疗、靶向药物开发、新型疫苗开发等领域具有优势，但一些原始创新技术和产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市场竞争力上仍有差距，故应针对目前基础研究薄弱环节比如靶点发现、核酸药物载体/递送系统、进口依赖度大的科研试剂等，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引领原始技术创新突破，强化对产业瓶颈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此外，大力提升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功能，为创新企业提供全流程关键技术服务，提高国际竞争力。

推进产品审批落地，加快创新成果临床应用。促进审评审批精准发力，加速创新药成果落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的成立，为上海市创新药物申报提供了更加便捷、畅通的沟通渠道。未来，分中心应聚焦本区域生物医药产业的优势领域、first in class药物研发，开展监管科学研究，如针对新兴前沿技术，探索形成更加有利于创新主体抓住竞争先机的评审要求，从而助力自主创新成果从研发、临床到产品上市各个环节快速参与国际竞争，取得竞争领先优势。

支持医疗机构开展临床试验。鼓励有资格的医疗机构积极承接临床试验，将承担及完成试验数量和质量作为医院产出或等级评价等指标之一;加强临床试验机构质量控制，强化临床试验水平;加大与国内外优秀创新型药企战略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加速完善临床研究体系建设，推动药物的临床研究与临床转化。

疏通创新药物上市应用的关卡，缓解创新药物上市后的支付难题。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医疗保险模式。对昂贵的、治疗严重疾病的创新药物实行减税、免关税等综合举措，通过多层次价格调控引导机制，全面提升高值药品的可支付性。探索重大、原始创新药物在本市健康产业示范基地附条件先行使用，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让更多患者临床获益。

其次，建设以产业链自主可控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力。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美国生物法案的提出，生物医药国际化进程亟待应对部分发达国家“对华”限制的态势。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发展中稳步提升竞争力。支持企业开展创新药国内外同步注册，开展面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全球多中心临床研究。对于新兴技术领域，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和技术指导，支持当地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迅速切入国际市场。

提升供应链自主可控力，降低进口依赖度。针对“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设备、耗材等，鼓励上下游企业进行联合攻关、协同发展，以快速实现国产替代。加快产业链全球布局，鼓励企业进行知识产权全球布局，支持企业提高国际市场运营能力。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合作，积极开拓新兴医药市场。

第三，搭建以人才为支撑、金融为辅助的全方位政策体系。强化人才培养，形成具有综合竞争力的人才体系。其一，高校和科研院所应着力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其二，应广泛吸纳和扶持国际高端人才，包括海外高层次科学家、企业家及专业技术人才，带领国内企业和团队参与国际竞争。

创新融资渠道，发挥政府和资本市场对产业的引导作用。应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提高国有创投基金的灵活度，提高生物医药引导基金出资比例、规模及让利，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融资活动，为处在不同生命周期的生物医药企业提供精准扶持。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建立适合上海特点、现实有效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势在必行。

青年报、 青春上海就农工党上海市委今年的集体提案进行采访并做了报道：在今年的上海两会，农工党市委将提交一份《关于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建议》的集体提案，其中就提到了建议在高校开设《人口形势教育》《恋爱婚姻家庭》等课程，教育大学生生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对0~3岁婴幼儿进行更细致分类，关注子女长期发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和父母教育焦虑等。

这些原因致育龄人口生育三孩意愿并不强烈

出生人口下降是多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近年来，上海市统计局、卫健委、妇联与沪上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持续对上海婚育问题进行实证调查，有关人口的趋势现象和婚育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群体数量和结构呈现“育龄期女性减少、已婚育龄女性减少、有效生育时间减少”的“三少”特点，显著影响出生人口数量。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的低生育水平，致使婚育适龄青年数量逐年减少，已婚育龄妇女规模持续下降，晚婚晚育又导致育龄妇女有效生育时间缩短。数据显示，最近五年，全市户籍育龄妇女人数从2017年的292.73万人减至2021年的288.11万人、已婚育龄妇女人数从2017年的200.92万人降至2021年的186.33万人。

其次，青年群体婚姻家庭观念发生变化，呈现“晚婚晚育者数量增多、不婚不育者数量增多、已婚不育家庭数量增多”的“三多”特点，影响全面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的效果。社交圈小、工作压力大成“找对象”最大障碍;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时间普遍延长，先立业后成家的意识增强，普遍不急于结婚，找不到合适的人宁愿单身;高房价催生婚房焦虑症。

2021年上海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30.11岁、女性为28.14岁，30-34岁年龄段常住人口未婚比例则从2010年的13.2%增至38.0%。

此外，生育焦虑和教育焦虑相互叠加，不断强化，进一步抑制了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和行为。2012年以来上海有关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组织开展了7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上海育龄妇女平均意愿生育子女人数2012年为1.33个，2021年1.45个，说明生育政策放开对生育意愿提升的效果不明显。调查同时显示，超过七成的一孩家庭不会生育二孩。主要原因：一是经济负担重，占68.1%;二是年龄太大，占45.6%;三是没人带孩子，占40.6%;四是养育孩子太费心，占34.2%。养育成本高、无人带孩子、子女教育内卷化是育龄家庭“想生不敢生”的主因;生育焦虑和教育焦虑的叠加交织，对生育意愿和行为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面对想生不敢生的困境，育龄家庭期待政府从税收减免、货币补贴以及托管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生育配套政策。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人口问题，近年来通过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延长育儿假、积极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双减”政策，缓解家长子女照料和养育成本等压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整体而言，政策存在碎片化，三孩生育配套政策的实施效应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进一步减轻生育孩子家庭的经济负担

农工党市委建议，针对上海市育龄人口生育三孩的意愿并不强烈，二孩生育意愿也不高的客观现实，在立足长远，鼓励按政策生育三孩并加以方向性引导的基础上，短期内建议以提高二孩生育率作为优先目标，政策的着力点重点放在“想生不敢生”的家庭。

建议，积极推动适龄婚育，促进生育意愿转弯。建议在高校开设《人口形势教育》《恋爱婚姻家庭》等课程，教育大学生生树立正确的婚姻家庭观;引导科学认识生育子女的家庭效用;在政策支持下发展公益婚介机构，政府提供一定的场所等支持建设婚恋市场;逐步改革福利制度，引导社会责任的分担，带动生育意愿提升。

“我们建议关注子女长期发展，缓解家庭照料压力和父母教育焦虑。构建更广泛、更深度、更温情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体系。”农工党市委建议，首先，政府对0~3岁婴幼儿进行更细致分类，根据不同组别家庭提供差别化服务，如0~1岁组可能更多提供上门或者视频科学育儿等教育、1~2岁组可能更多提供社区或者单位看护服务，2~3岁组可能提供早教服务等。其次，加强公租房集中社区的托育设施配套建设。再则针对新上海人想生不敢生，来自家庭内部的照料难度更大的情况，建议逐步将外来人口子女纳入社区0-3岁托育服务范围。最后，均衡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大力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双减”政策，降低教育成本，以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此外，农工党市委建议，要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保障女性的劳动权益和生育福利。一是试行“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制度，保障孕产女性的就业权益;从国际经验来看，政府通过推进家庭友好型企业认证，运用财政支持、税收减免、贷款利率降低、扩大企业品牌效应等手段，对获得认证的企业进行激励，能够提升企业对雇员“工作——家庭”平衡的保障水平，增强社会政策对于家庭生育的包容性。二是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允许丈夫参保的全职太太享受部分生育保险待遇。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集体提案中还提出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的相关扣除机制，增加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项目，将更多与生育和养育孩子相关的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的扣除范围。从税收减免方式来看，各类税收宽免、抵免设计要不断放开，无论何种减税方式都要和育龄人群的家庭结构、已有孩子数相挂钩，制定针对不同孩次的阶梯型、差异化减税政策。从而进一步减轻生育孩子家庭的经济负担。此外，逐步实施针对育儿家庭的住房支持政策，如在配置廉租房、公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时，适当向住房条件有困难的多孩家庭倾斜;放宽有住房改善需求的2～3孩家庭的首付要求、并给予适当的贷款利率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