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去春来，转眼又是一个春天。自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住沪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与各项履职活动，努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贡献智慧力量。

　　这份成绩单分外抢眼―――

　　106位住沪全国政协委员在2015年参加各类履职活动共938人次，除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和常委会议外，委员们参加包括双周协商座谈会在内的全国政协专题座谈会70人次，调研视察51人次。委员们在全年共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392件。

　　我们看到，在2015年，住沪全国政协委员围绕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开展跨省考察。就“把握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主题，吴志明主席率蔡威、王向朝等13位委员于去年5月赴江西省学习考察，并就推动两地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分工协作、市场一体化建设、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和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提出意见建议。

　　我们看到，在2015年，住沪全国政协委员围绕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开展深入调研。受全国政协委托，冯国勤、王明弹、寿子琪等6位委员于去年5月组成“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专题调研组，开展为期1个月的深入调研，全面了解上海装备制造业整体发展情况及各企业情况，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综合各方面意见提出从战略规划角度高度重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等4条措施建议。此外，李绍德等委员还受邀参加全国政协及专门委员会“长三角地区集装箱船河海联运”等多个专题视察或调研，为推动相关工作出谋划策。

　　我们还看到，在2015年，住沪全国政协委员围绕上海改革发展在市政协各项履职活动中献计献策。据统计，委员们出（列）席上海市政协各项履职活动共646人次，11名委员向上海市政协提交提案26件，46名委员向上海市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168篇，被采用编报77篇。除列席上海市政协全会、常委会议外，委员们围绕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本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等议题参加市政协组织的各类调研、视察和协商会议，提出了多项高质量建议，形成众多有价值的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

　　他们经历了一年的探究思考，此刻将带着丰硕的参政议政成果，踏上2016年全国两会。

　　吴志明、寿子琪、黄震、沈文庆、钱锋、王明弹委员：在全国全面推进燃煤机组高效节能环保的技术改造

　　我国是煤炭大国，储量大、使用强度高，尤其在发电领域，全国发电量约70%来自于燃煤。尽管我国不断加快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能力建设，但是因煤炭资源保障度高、使用成本相对较低，因此燃煤机组在较长时间内仍将是我国发电机组最主要组成部分。经过多年来坚持不懈地以标准、技术和政策引导，以及绿色环保理念逐步深入人心，我国燃煤发电企业对减少能耗和污染物排放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相对于当前最高效、节能、环保的燃煤机组，仍有较大的减排空间。因此，尽快在全国全面推进燃煤机组高效节能环保的技术改造，同时促进其稳定持续运行，可以大幅度减少煤耗和污染物排放，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态效益，促进节能环保科技和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提高发电企业降低成本的经济效益。

　　为此，建议明确发电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主体责任，推进发电企业加快高效节能环保发电机组的推广，积极引进或研发实用性强的先进技术，对燃煤机组全面实施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鼓励相关科研单位积极参与燃煤发电机组技术改造，加快提升我国燃煤发电机组总体能效，鼓励成功企业按照合同能源管理模式，以市场化方式输出成熟技术，加快在全国燃煤发电企业复制和推广高效节能燃煤机组的成功经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让高效节能环保机组多发满发，完善燃煤发电机组煤耗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鼓励企业按照世界一流标准强化管理，开展技术创新，以新的理念、新的评价规则和激励、处罚政策促进煤电行业转型发展；优化运行管理，强化检测监管，打破行政壁垒，鼓励超低排放和节能企业多发电，全面实现发电污染物排放和煤耗联网监测和计量，进一步提升高效机组的竞争优势；有计划地淘汰小型燃煤机组，对其进行节能降耗改造后，转到煤炭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冯国勤、陈海刚委员：进一步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

　　我国是个粮食消费大国。储备粮食主要是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关键时刻有效应对粮食风险，确保国家粮食特别是口粮安全。因此，在现阶段，有必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形势，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进一步优化储备粮品种结构，科学合理确定数量规模，以利进一步有效体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随着我国粮食连年增产以及各级粮食储备库的建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储备粮食总规模已经远远超出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提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量不低于年消费量17%-18%的“安全线”。在粮食主销区，储备粮食数量已经达6个月的消费量。单从数量规模上看，确是不小的成就。但是，一方面“养兵千日”是需要成本的，另一方面，千日养兵也必须养“精兵”。因此，需要科学、综合和精准测算中央以及地方两级粮食储备的品种结构、数量规模。一是中央和地方两级储备粮食总规模应当以口粮消费为基数，以小麦、稻谷为主，玉米、油料大豆适量，中央储备粮规模既要在总体上真正体现应对市场风险的“四两拨千斤”作用，又要根据不同地域消费特点，在储备粮存储地域上有利于就近应对市场风险（这方面目前存在问题）；二是主销区储备粮食不宜确定为6个月的消费量，以3-4个月即可，原粮和成品粮比例恰当；三是储备粮食应当进一步贯彻“藏粮于技”，借鉴国际先进储粮技术，大力提高储备粮仓库保质稳质能力和水平，特别是对稻谷（大米）要采用低温储备技术，保证质量稳定。

　　在依法对储备粮食加强监督管理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到，有部分地方粮食企业承储中央储备粮。因此，要充分发挥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协助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就近监管的作用，避免出现监管“真空”。

　　高小玫委员：我国司法鉴定事业目前亟待解决的5个方面的问题

　　司法鉴定是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颁布后的十年，我国司法鉴定事业快速发展、管理体制和制度规范都在逐步建立。但在司法鉴定需求发生变化、机构日趋市场化的今天，《决定》已显现出其不完善之处，在其基础上通过立法，健全统一管理、规范行业发展，确保面向社会服务的司法鉴定机构通过公正、客观、诚信、守法的鉴定活动为司法提供科学技术保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需要，也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要求。

　　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涉及5个方面：1.国家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尚未形成，目前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仍然未能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登记管理范围；法院虽然取消了自身的鉴定机构，但是却自设了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即所谓的《册中册》；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下设的司法鉴定中心作为国家级的司法鉴定机构在十年间完成了大量疑难案件的鉴定，却因为机构的合法性而屡受质疑，需要厘清。2.准入门槛低、退出机制操作性不强、缺乏分类分级管理。由于《决定》中的退出机制指导性和操作性不强，难以实施对问题机构的撤销登记处理。3.“三大类”以外的其他司法鉴定立法缺失，管理无序。《决定》将法医类、物证类、音像资料类鉴定纳入司法行政的统一管理，但对于其他类司法鉴定，如医疗事故、工程造价、司法会计、知识产权等鉴定的管理，由司法部与“两高”协商解决。目前的情况是三大类之外的案件数量大，增长快，涉及鉴定机构多为小机构，司法行政管理急需法律依据。4.对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缺乏综合的动态评估管理机制。由于管理机制的不健全，滋生了大量的司法鉴定投诉，处理投诉成为管理部门的主要工作。5.司法鉴定协会作用的缺失造成行业自律能力低下。

　　郑惠强委员：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感慨“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创新创业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青年则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中坚力量。大都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创新创业要素集聚的场所，对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然而，青年创新创业人才时常感慨：“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大都市要根据自身的产业发展导向和未来人才需求，建立科学的青年创新创业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将符合条件的人才进行合理分类，对不同类别的人才实行差别化的住房保障政策，即不同类别人才所享受的购房、租房折扣或者是货币化补贴标准应有所差别。考虑到同一个青年创新创业人才，在创新创业的不同阶段的支付能力不同，则应当相应实行差别化的住房保障政策。

　　青年创新创业人才住房保障工作面广量大，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政府在加大投入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产业园区、社会资本等主体的作用，形成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格局。具体方式上，既可以采取实物配置形式，即让符合条件的人才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定幅度的价格购买或租赁房屋；也可以采取货币化补贴方式，即对符合条件的人才实行一定额度的购房或租房补贴，由其自行以市场化方式购买或租赁房屋。也就是实物配置和货币化补贴并重，多渠道、多方式解决人才住房问题。

　　周汉民委员：职业教育面向“新产业、新农村、新生代”

　　“十三五”期间，高新技术产业对实用型人才的需求、新农村建设中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普通劳动者的需求、新生代就业需求不断增加。与上述需求相对应的教育供给还是短板，职业教育又是短板中的短板。虽然国家对职业教育越来越重视，但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离国际先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还有很大距离。

　　职业教育受到重视的主要标志是，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有了增长，中等职业教育生均经费已经超过普通中等教育。但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积累的不足依然存在。一是课程设置、师资、教材、教育模式依然陈旧；二是经费投入和职业教育高投入的实际需求尚有较大缺口；三是职业教育“去实化”倾向尚未改变，职业教育的理论化、程式化、封闭化现象明显，和企业的结合较为松散；四是职业教育同质化趋势日益严重。

　　职业教育的老化和退化，导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呈进行性加剧，首先是企业中实用型人才极为缺乏，高级职称者众多而高级技师极少；其次是新生代就业意愿和能力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招工难、用工难正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三是农村青少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受教育意愿有所下降，“读书无用”理念开始抬头；四是城市大量接受普通教育的新生代因缺乏适应新产业的技能而主动或被动失业，成为沉迷于虚拟世界的一族。

　　因此，“十三五”期间，应以面向“新产业、新农村、新生代”为重点，大力加强职业教育转型升级。

　　蔡达峰委员：坚持稳增长的工作思路要特别注重两头

　　2016年将面临复杂的经济形势，而经济形势又会影响社会心态。所以，希望政府坚持稳增长的工作思路，特别注重两头，一是为“企业可赢利”创造条件，帮助企业减负，帮助企业增强信心，使企业有发展。二是为“就业有质量”创造条件，规范就业秩序，改进收入关系，稳定职工生活。既要规范各种劳动和劳务关系，使劳动收入规范化，又要深化机关和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挥市场在收入分配中的配置和调节作用。以更公正合理的劳动关系、收入关系来稳定社会，激发创造力。理性审慎地对待个体的“创业”愿望和需求，承担好政府为大众创造就业机会的责任。

　　蔡威委员：在引进国际成功经验时，尤其要注重符合中国国情

　　在全球和国内经济形势都面临一定发展困难的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如何进一步加强转型是非常重要的。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点，这个我非常赞同。无论是上海还是全国，一定要注重品牌建设。

　　我作为参政党的一员，在全国两会期间，将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按照中共中央对参政党的要求及去年统战工作会议的相关精神，紧紧抓住“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良好契机，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会议期间的参政议政离不开平时的积累和思考，多多关注社会热点、体察民情，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建言建在点子上。现在一讲到改革开放，很多人喜欢借鉴国际经验，这方面固然重要，但是我的意见是在引进国际成功经验时，尤其要注重符合中国国情，要兼顾我们的人口基数大和基础水平低这个特点，找准切入点。以问题为导向，协助政府找准找对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所在，通过深入调研、思考与分析，提出积极可行的对策建议。

　　张恩迪委员：推动供给侧改革，需要金融创新

　　推动供给侧改革，需要金融创新。只有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相结合，进一步增强金融体系的投融资服务功能及其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有效推动供给侧改革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尤其要注重三个方面：1.以科技金融创新“双轮驱动”引领供给侧改革。一是加快科技信贷服务机制创新，允许民营银行及部分商业银行开展“股权+银行贷款”和“银行贷款+认股权证”等融资方式创新试点，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探索开展向创业投资、股权投资机构提供短期过桥贷款；二是增强保险服务科技创新功能，充分发挥保险与再保险在企业融资创新中的“托底”作用。2.以“互联网＋”融资创新激活供给侧改革。重点推动与实体经济紧密关联的“互联网+供应链融资”、“互联网+融资租赁”等创新业务。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在融资服务中引入大数据、“云方案”等互联网技术支持，推动科技创新企业通过股权众筹融资平台募集资金。3.增强政府金融服务功能促进供给侧改革。利用政府引导基金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为促进科技企业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融资服务支持。加快科技创新企业信用体系建设，为科技企业搭建“科技企业信用融资服务平台”，加大政策性担保对科技金融支持力度，构建风险分担机制。

　　赵雯委员：我的两个期待

　　期待两会引导全国人民清醒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民情发生的巨大变化，增强全局意识，自觉向中央看齐，凝聚共识、提振信心，凝神聚力、克难前行。

　　期待两会为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谋划策，为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凝神聚力，倾听民意、汇聚民智，善谋善为、狠抓落实，破解难题、化解风险，确保“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目标达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杨健委员：纪念“9・18”勿忘国耻

　　去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全国上下陆续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希望国民牢记历史，勿忘国耻。然而，有些人国耻意识非常淡薄。因此，加强国民的国耻教育非常必要和紧迫。

　　我建议将9月18日定为国耻日。中国近代以来百年屈辱史，有很多重大的国难日和国耻日。目前全国许多城市会在9月18日拉响防空警报。建议从国家层面将9月18日确定为国耻日，当天除了鸣笛、降半旗外，并适当停止一些娱乐活动。

　　此外，还有必要将现有的带有明显国耻印痕的纪念馆或博物馆更名为国耻馆。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目前人们习惯简称为“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或“大屠杀纪念馆”。这导致原本是纪念遇难同胞的，反而变成纪念大屠杀了，意思明显相反。建议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更名为“南京大屠杀国耻馆”。还有威海的“中日甲午海战纪念馆”也应该更名为“中日甲午海战国耻馆”。

　　觉醒委员：注重对青少年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优秀传统文化是几千年华夏文明的精粹，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是历久弥新的文化瑰宝。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者，全面开展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是提升青少年文化素养、培育优良品行的重要载体。

　　我国现有的青少年群体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最常见的是生活在“四二一”式的家庭之中。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难免容易滋生养尊处优，缺乏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缺乏尊师重道品行，合作与分享能力差等方面的问题。加之，前些年重西式教育、轻传统文化的风行影响，导致青少年群体缺乏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和热爱。如果缺失了正确社会信仰和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引领，崇洋媚外、思想错位、内外颠倒，将严重危及中华民族的祖德延续、良性发展。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在青少年成长发育阶段形成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会直接影响到其未来的学习、事业、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从小接受文化熏陶逐渐培养起来的良好习惯和品德修养，对于青少年一生的成长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为了积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植和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觉得进一步加强对青少年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是迫切和必要的。

　　郭广昌委员：当前中国经济仍具有三大强劲的潜在动力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保持了平稳较快增长态势，但在全球经济分化复杂、全球贸易增速较低、外部经济的拉动作用减弱的大背景下，国内仍存在供求的结构性突出矛盾，债务水平还在上升，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可以说，当前国内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周期换挡双效应的叠加，令政府、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都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但尽管挑战严峻，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表现也有非常大的区别。弹性较强、市场出清和结构调整较快的区域和行业，如上海、浙江等较早主动经济升级的省市以及研发、创新、创造驱动的新兴行业，均表现出更强的发展势头，呈现出典型的经济结构调整期特征。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经济仍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和潜力，新型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空间都比较大，把握机遇主动调结构、促转型，仍将令我国经济未来保持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作为一名企业工作者，我特别深刻地感到当前中国经济仍具有三大强劲的潜在动力，在如下两方面可以积极挖掘增长动力：

　　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供给侧改革。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中明确要求“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直接向市场提供各种产品供给，其活力和积极性是“供给侧改革”的基础因素之一。特别在当前经济转型、换挡期，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让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通过全球资源整合、创新创造，为国内老百姓提供更多符合其需求的优质产品和服务，将非常有利于“供给侧改革”的推进。

　　充分利用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与应用方面的领先优势，积极落地“互联网＋”战略，推动传统产业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嫁接，如以“互联网医院”模式推进国内医疗体系完善。以实现以点带面，产品与服务的高效、优质提升。

　　朱成钢委员：“健康期望寿命”提升为衡量我国社会进步的一级指标

　　长期以来，世界各国都把“人均期望寿命”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指标，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均期望寿命的增长离极限越来越近，许多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健康期望寿命”，即人们能够依靠自身的健康状况适应外界环境，维持日常生活的年限。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追求“活着”，更要追求健康、自主地“活着”。目前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逐步接近，北京、上海等地区人均期望寿命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相同水平，但是我国人均期望寿命与健康期望寿命之间的年限差要高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提高健康期望寿命，进一步缩小两种寿命之间的年限差，可以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生活品质会大为提高。

　　因此，把“健康期望寿命”提升为衡量我国社会进步的一级指标，将更加有利于动员全社会的力量迎接我国老龄社会的到来。提高健康期望寿命，要更好地开展健康管理和健康教育，提倡更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加大政府和社会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同时也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全民医疗保障的水平。

　　汤亮委员：“工业4.0”的中国布局应科学把控

　　自从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目标后，我国也相应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中国制造业将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大机遇和转型升级的大挑战。但是从宏观面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而且民营制造业的占比很大。若民营制造业在这一轮大变革中，没有大的起色，就会拖累整个国家制造业的新布局。

　　改革开放后，我国制造业通过快速的“抢跑道”，以“跳级”的形式，大踏步地跨入了工业3.0时代，与世界工业发展潮流同步。从这个国情出发，有一个现实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由于先天不足和历史条件的局限，我国民营制造业的一大块还处在工业2.0向工业3.0发展的阶段。因此，各省市在谋求制造业的工业4.0新布局时，既要有全球视野和超前意识，也要切忌华而不实、标签化地一哄而上。要认真甄别哪些企业有条件攀登工业4.0，哪些企业还要牢牢站稳工业3.0标准。对一些连工业2.0标准还未达标的企业，就应该利用全球制造业格局大变革的历史性契机，腾笼换鸟或者淘汰出局。科学调整并把控好这三者之间的比重。

　　屠杰委员：加强对公共场所一些不良行为、现象的监督

　　时下，在公共场所中，常常会看到一些不良的有违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现象，如，在参观博物馆时故意损坏展品、在行驶的地铁车厢里小便、乘公交车不排队并争先恐后抢位置、在地铁车厢里坐在椅子上却脚蹬中间的扶手支柱、“咸猪手”、“到此一游”、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说脏话恶语、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等等。对于这些恶行丑态，人们虽嗤之以鼻却往往是奈何不得。在媒体上，多有对这类不良行为、现象的曝光与批评。

　　为了更好地弘扬社会公德，积极发挥社会公德所具有的维护和保障社会生活正常进行的功能，我认为，应加强对公共场所发生的一些不良行为、现象的公共批评与监督。以此来更广泛地弘扬社会公德正能量。

　　胡卫委员：激活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

　　社会资本是市场中最灵动、鲜活的投资要素，是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就业的主渠道，机制灵活，潜力巨大。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资本不断得到激活，从铁路工程建设对民间资本开放，到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从部署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到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体制改革，市场能量得到强有力释放。

　　当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产能过剩严重，政府投资放缓，投资整体增长乏力，加大吸引民间投资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到传统上由政府资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占主体的领域，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社会资本投入不仅有利于稳投资进而稳增长，而且有助于化解原有投融资结构单一造成的资本流动不畅弊端。在行业内形成良性竞争，促进国企加快改革进度，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更多的需求并提高效率，由此提振投资者信心，重新激活国有企业并为其注入新鲜资金，逐渐为战略性行业引入竞争，提高行业效率，这一过程将伴随市场准入等领域的改革不断取得突破，不同所有制资本要素将实现高度融合发展，从而共同支撑我国经济稳定的有质量增长，可谓意义深远。

　　加快形成社会资本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和运营环境，是全面推进供给侧改革必须跨越的首道门槛，促进社会资本活跃亟须消除的一大障碍。全面激发调动社会资本参与促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热情和活力，需要以市场公平准入和公平运营为主导，构建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和营商环境。

　　唐宁委员：改造利用三线企业遗址扶助地区脱贫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的重大经济建设战略。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国家在四川、贵州、云南、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湘西、鄂西、豫西等大三线地区，及全国各省区（市）腹地的小三线地区，新建、迁建了2000多家工业交通企业。1983年，国务院实施三线企业调整改造战略，部分企业迁移到省会和中小城市附近。搬迁后遗留原地的土地、建筑、设施、配套资源等有形资产形成了大批企业遗址。据不完全统计，仅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河南、湖南、湖北、重庆八省一市列入调整改造计划的274个企事业单位中，易地搬迁的占比达90%以上。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保密生产等局限，不少三线军工企业未给地方经济带来同步发展。三线建设重镇秦巴地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地区，包括汉中、安康、陇南、商洛、凉山、十堰、达州、巴中、遵义、毕节、六盘水等地的县市，仍然是全国脱贫困难人群主要集中地区。结合西部大开发和扶贫攻坚战略，对三线企业遗址加以改造利用，可拉动创业和就业，有助于地方脱贫；另一方面，可使大批荒废灭失的工业遗址在利用中得到保护。

　　不妨以盘活存量、搞好“供给侧”改革为手段，允许贫困地区将工业遗址资源改造为适合当地发展的旅游、文化、休闲等产业。如利用三线遗址兴建影视拍摄、国防体育、军事娱乐等基地，对周边地区脱贫将有很大的市场助推作用。另外，许多三线企业近年来深陷困境，很多下岗职工为第一代内迁人员后代，通过遗址改建和开发，可安置部分人员再就业，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

　　翁华建委员：老龄化既是问题也是商机

　　我国老龄化应对的任务很重：一是未富先老，要充分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必须鼓励更多的城区先行开展深度老龄化应对综合改革试点，为全国完善系统性制度和政策安排探索经验。二是我国老龄化人口规模即使从全球范围看也是前所未有，目前已远远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仅凭政府一家甚至一个部门的单打独斗不足以应对深度老龄化的挑战，必须加强资源整合与联动、政策统筹与衔接，形成良好的政策导向，让有限的政策与服务资源发挥更大效应。三是我国老龄化的峰值尚未真正到来。不从长计议、超前应对，我国老龄化事业将不堪重负。

　　老龄化既是问题也是商机。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加快研究引导高端养老需求分流的机制，既有效缓解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供求矛盾，又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提升发展养老服务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业发展，着眼于增强个人和家庭养老的能力，支持老年护理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扶持老年产品服务及技术开发；挖掘老年群体的知识财富积累，引导其成为扶持创新创业的重要顾问咨询力量。

　　蒋华良委员：促进仿制药质量提升和上市使用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将其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支持；通过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等科技扶持项目、提高GMP认证标准等系列政策措施，使我国制药产业的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整体获得大幅提高，涌现出一批优秀国产仿制药，其中部分仿制药已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地区获批上市，惠及当地患者。但客观来说，我国医药行业仍然存在仿制药质量标准体系不高，绝大多数企业提升仿制药质量意识薄弱等问题；另一方面，仿制药上市后的政策环境不完善、不友好也是阻碍我国国产仿制药质量提升以及优秀国产仿制药无法惠及本国患者的重要原因。

　　我认为，必须要加快建设一个促进仿制药质量提升和上市后使用的政策体系，涵盖招标、医保、使用监管等政策领域。建议这一政策体系要真正体现市场调节作用，让仿制药企业从自身内在需求主动提高产品质量以获得更好的市场回报。

　　谢卫委员：高度重视“伪金融”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

　　所谓“伪金融”是指一些公司，比如互联网金融平台、投资公司、咨询公司、理财公司违规以高收益产品为诱饵，以投资理财的名义来筹集资金，在融得资金后，并未按照合同将资金用于事前约定的项目，从而导致各类金融风险的金融行为。这种所谓的金融活动，长期以来一直是被严格禁止的。但这两年来随着金融创新浪潮而沉渣泛起，成为行业“李鬼”，让普通投资者真假难辨，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

　　互联网金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前不久更是首次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建议。对此，政策监管既要强调发展，也要做好规范和取缔。简单地说就是，该发展的发展，该规范的规范，该取缔的取缔。

　　贺林委员：缓解医患矛盾取决于对个体化精准医疗的推进

　　近些年来，虽然我国的个体化医学研究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包括神经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以及肿瘤疾病等各方面，但是总体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我国各界如科研机构、医院、企业、医生及患者对个体化精准医疗的意义认识严重不足，科研、医疗机构和产业界都缺乏个体化精准医疗发展的良好条件。但是随着我国医患关系的紧张和制药受限等社会问题的不断涌现，以个体化精准医疗为基础的“新医学”正在起到引导方向作用。

　　个体化精准医疗的转化应用已势在必行，是提升全民健康保障能力的医学前沿方向，也是关乎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的重大民生科技和经济问题。国家在制定“十三五”有关精准医学项目时，应首先考虑使精准医学理念与个体化医疗有机融合，高效使用国家的每一个铜板，实实在在地为推进国民健康、最大程度降低医患矛盾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