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2.5，短短几周就完成了从科学家也不是个个能讲清楚的冷僻术语向包括老头老太在内人人耳熟能详的“热词”的急速转换，这样的转换，“倒逼”各地管理部门加快着手监测并发布当地的PM2.5数值。

　　春节期间，一些城市的PM2.5数值甫一登场，便似一个个爆竹直接在人们头顶炸响，搞得大家有点蒙了。

　　先是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说，除夕深夜车公庄站PM2.5的小时浓度峰值一度达到1593微克/立方米，是前一天傍晚6时浓度值的近80倍；接着上海市披露说普陀监测站年初五凌晨1时的PM2.5达到了362微克/立方米，比前一个小时骤升3倍……

　　不过，有些媒体次日打出通栏标题称“迎财神PM2.5超标5倍”,那是硬将“即时峰值”除以以日均值表示的“标准建议值”得出的“结论”，有欠专业，误导了公众。

　　过年前几天，一个中央媒体的驻沪记者打电话问我：放鞭炮是否会拉升PM2.5？是否会引发公共健康问题？

　　我当时答：根据我的记忆，好像还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直接证明放鞭炮会拉升PM2.5，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只有等中国科学家来回答了，外国人是不可能代答的。但放鞭炮会提升TSP（总悬浮颗粒物）和PM10，已有结论。至于这是否会引发公共健康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证据链暂时还不完整，有缺环。

　　现在好了，北京和上海节日里的监测数据补全了这个缺环：集中燃放烟花爆竹―PM2.5急剧拉升―对公众健康造成威胁，一环扣一环，链条大体成形。最近20多年来，已得到国际学术界广泛肯定的人群流行病学研究的一个结论是，大气污染与人群肺癌发病/死亡率的升高存在显著关联。美国癌症学会在1982－1998年间进行的一项针对多达50万人的固定人群的研究发现，PM2.5年均浓度每升高10微克/立方米，人群的总死亡率、肺心病死亡率和肺癌死亡率分别上升4%、6%和8%；但同一研究证明，粗颗粒和总悬浮颗粒并不总是和人群死亡率的上升有关联。

　　我国学者也开展过一些研究，虽然多以总悬浮颗粒物(TSP)作为参数进行分析（我国自2000年6月起才以PM10取代TSP作为法定的大气监测物；来源复杂的大气颗粒物是我国最主要的大气污染物，而颗粒物粒径越小，危害健康的作用越明显)，和国际研究水平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但绝大部分也得出了大气污染与肺癌相关的初步结论。

　　过年燃放烟花爆竹，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习俗。2006年之前，许多大中城市一度禁止或部分禁止燃放，主要是为了防火和防止人体伤害。

　　近年来，有人把烟花爆竹提升到“中华民俗文化重要组成成分”的高度，许多公众认为没有鞭炮声就没有年味，于是迫于压力，各地又逐渐解禁。今年春节的PM2.5数据（单点的和单一时间点的）尽管就其科学性和权威性而言仍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它们已经揭示了城市空气污染被烟花爆竹拉升到“承受不起”的严重地步的事实，促使社会各方从新的角度作新的思索。

　　顺便讲一下，自1970年代以来，我国肺癌死亡率一直呈现急剧上升态势，现已成为许多地区(特别是城市)居民的主要死因之一。根据我国三次全死因三年回顾调查(1973－1975年、1990－1992年、2004－2005年)的资料：肺癌死亡率自70年代的7.17/10万、90年代初的15.19/10万，陡升到了2006年的30.84/10万，已取代肝癌成为中国首位恶性肿瘤致死原因。城市的肺癌发病率及死亡率明显高于农村。

　　一边是传统习俗，一边是大气污染和公众健康问题，其中的矛盾与纠结，不难想见。

　　其实我们的邻国印度也面对着类似问题。印度人在庆祝他们的排灯节（Dewali，也有译成“屠妖节”的，每年公历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时，也要集中大放烟火，也会污染空气，大气质量也大幅度下降，也有证据证明影响了人群健康。

　　但印度这么一个有全世界几乎所有宗教，居民血缘源自世界上三大人种，语言横跨四大语系，仅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就有22种，政治上政党林立的大国，要就此达成共识，特别困难。

　　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现存民俗大多数形成于农业社会，当时的环境条件和今天，尤其是今天的城市环境有巨大差异，因此有些习俗不可避免地会与当今的情势发生矛盾甚至严重冲突。总有一些传统习俗要被扬弃，当然也会有许多习俗被保留下来，或经过改良被部分保留下来――对任何一个文明体系来说，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公众健康、生活秩序和社会稳定，永远是首先要考虑的。

　　燃放烟花爆竹是中国人春节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而，环境质量和公众健康更和民族生存发展休戚相关。中国人历来富有智慧，应该而且可以较快地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社会共识。

　　这方面，境外其他以华人为主体居民的社区解决同一问题的过程和具体做法，或可提供直接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