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心血管病学家陈灏珠教授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坐落于绿意浓郁的中山医院一幢大楼内，所长陈灏珠教授的办公室在楼层长长走廊的最底端。几天前的一个下午，我如约去采访，看见陈教授正安静地整理着一叠厚厚的照片，“我正等你呢”。哦，一看表，我晚到了二三分钟。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灏珠教授送了一本厚度近寸的大文集给我，“里面有些材料你可能用得着”，他随手翻动书页介绍着。我拿出笔，仔细地在两篇看中的文章前画了个小小圆圈作为记号。陈教授看罢，连忙找了几张小纸片夹在书页里，“这样好，翻起来容易。”

　　名医陈灏珠，严谨缜密之风格令人起敬。

　　

　　2004年12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内科教授、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陈灏珠，从医、教学、科研55周年的纪念日。陈灏珠的学生们，特为老师编辑了一本名为《履迹》的大文集，收录了陈教授历年来的主要学术论文和重要文章。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杨晓渡闻之亲为《履迹》作序，序言的第一段如是表述：“陈灏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心血管病学家和医学教育家，是我国第一位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心血管内科专家。在55载的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过程中，先生呕心沥血，孜孜不倦，成绩斐然，为我国心血管病学科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教授为《履迹》的题词是：“服务人民健康，数十年如一日”；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刘德培教授的题词为：“科教师表，医界楷模”；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题词为：“悬壶奉献社会，设帐广育人才”。

　　陈灏珠的夫人韩慧华也在《履迹》中以“相知相依五十年”为题，留下了让丈夫“感慨万千”文字。文中述说道：“从我俩相识至今，他常说的话就是‘我当实习医师时，是24小时负责制；毕业后正式当医师应该是8小时工作制。但医师的职务不可能每天只干8小时活就能完成的。因此，从当上医师的第一天起，就一定要有甘于辛苦一辈子的决心。’”

　　

　　这幅“画”至今犹在眼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陈灏珠的父亲原籍广东新会县的陈国伦在广东省当公务员。当时国内战乱不断，靠近广东的香港则相对比较安定，学校教育也不错。向往安定生活的陈老先生就把家眷安置在香港，自己则在广东香港“两边跑”。1924年的秋天，陈老先生有了他们又一个儿子――陈灏珠。

　　陈灏珠读的小学民生书院是教会办的学校，接着在同为教会办的香港名校培正中学读了一年初中。陈国伦看着爱子日渐长大，觉得应该让他更多地接触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才有利于今后立身处世。于是，1937年的秋天，陈灏珠进入了中国人在香港自己办的西南中学。“我的英文底子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后来又读了一些中国文学和历史，这些知识让我受益了一辈子。”陈灏珠感言。

　　不过，陈灏珠这段安宁的求学生涯没能持续得更长些。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军进入香港后，到处行凶作恶，书自然是念不成了。”陈灏珠回忆：“那时我家住在启德机场附近，差不多每个星期总有几天，门口的那条马路要实行戒严。我们从窗户的缝隙里往外瞧，日本兵拿着枪在街上走来走去，坐着日本军官的车开来开去。”陈灏珠给记者描述，多少年过去了，回想那段生活，有一对母子逃难时的景象一直印刻在我的记忆里：那是一个下午，天色阴沉，在日本兵的枪口下，一个残疾青年，右肩背着个包袱，一手搀扶着年迈的母亲，一步一步艰难地行进在逃难的人群中。

　　1942年初，陈灏珠全家从香港回到了故乡广东省新会县。一年以后，酷爱读书的陈灏珠从新会步行300多公里，来到了广东北部当时的省会韶关市，在琼崖中学粤北分校续学。

　　“中学毕业后，你怎么会想到去学医的？”

　　“琼崖中学毕业考，我得了全校第一名。学校保送我到两所大学，一所是交通大学，当时交大在贵州独山，日本兵已经封锁了那地方，没法去。一所大学在重庆，更是无法前行。所以我自己考了三所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和中正医学院。中正医学院第一个发榜，所以我就去了。当时并没有想过一定要学医，只是觉得有书读就好。”陈灏珠补充道：不过我对学医还是很有兴趣的。我母亲去世比较早，当年她患了高血压，后来因高血压得了中风，中风引起半身不遂是很难受的。所以我就想，一定要把书读好，将来做个好医生，让更多的人摆脱病痛的苦难与折磨。

　　

　　有过“文天祥式”的经历

　　

　　南宋伟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有过一首不朽的诗篇《过零丁洋》，其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两句，更是千百年来为世人反复吟咏，个中滋味即诵即涌。陈灏珠教授告诉记者，他在中正医学院三年流亡大学的生活，其中就有文天祥过“惶恐滩”的经历和感受。

　　中正医学院原址在江西南昌，抗战爆发后先迁到昆明，后再搬到贵州西南部的镇宁县。1943年，当陈灏珠入学时，学校已经第三次迁徙到江西西南部的永新县了。“日本兵占据着江西的东北部，一时还没打到江西的西部和南部。”不过好景不长，一年以后日本兵要打过来了，学校只得再搬迁了。这次去的地方是江西更南端的赣州市唐江镇。

　　从永新到唐江大约有200多公里，校方只管搬迁学校的设备和书籍，员工和学生只得自己想办法赶赴学校。“条件好一点的学生可以搭搭车，坐坐船，但是大部分都是穷学生，那时我们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今天的陈灏珠谈起这些往事，似乎并没觉得有多少多少的沉重。这些艰难的履程，经历了，更像一笔“财富”，珍藏在记忆里，并总是在未来的关键时刻，擦洗着他的思想和意志。

　　陈灏珠和几个同学结伴而行，沿着赣江逆流而上。他们先步行了一段，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搭乘民船。船过赣江十八滩最险恶的一滩――惶恐滩时，因为水流湍急，暗礁嶙峋，船客都下船了。“看着船工纤夫弓着腰，裹着绳索，哼着号子，沿着山崖一步一步艰难前行的样子，有同学感叹，当年文天祥被元军追击，从江西逃难到福建，路经‘惶恐滩’，今天我们被日本鬼子赶来赶去，这种苦难的经历何其相似！

　　中正医学院在赣江唐镇呆了一年又要逃难了，这次目的地更加遥远，要到邻省的福建长汀去。“我在中正医学院一共读了五年书，前三年流亡了三次。我们年级原来有100多个学生，等毕业时只有30来个人了。”陈灏珠说自己还算幸运的，那次流亡长汀时，从江西到福建的路上，他被困在赣闽交接的小城会昌。一个同乡朋友看他十分艰辛，就对他说，长汀有个美国空军基地，美国兵常常会开着卡车来会昌装物资，我帮你找个顺风车搭搭。几天后，这朋友果然给陈灏珠找到了一辆返回到长汀去的美国十轮大卡车，司机是位美国兵。陈灏珠因为英语好，几句话一说，美国司机马上一声“OK”！“那辆车上装着几台机器，美国兵叫我独自坐在车后，驾驶室其实只有他一个人。那是冬天，又是山区，夜晚非常寒冷，我坚持着，心想不出钱有车坐，已是上上喜了。这样想来也就不觉冷了。第二天清晨不待我看清周围景色时，车已到了长汀。”

　　这个美国兵不会想到吧，当年他无意中搭送过的那个流亡学生，几十年后，会成为闻名世界的心血管病学专家，并用他高超的医技，挽救过他同胞的性命。

　　

　　在集体宿舍整整住了六年

　　

　　1948年，陈灏珠以优异的成绩从中正医学院毕业，同年，他被推荐到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实习。中山医院是1936年由中国人自己创建的第一所大型综合性医院。当年的院长是我国现代外科学的先驱沈克非先生。“沈先生主张广纳贤才，力戒在学术上近亲繁殖，他提出从外省的中正医学院吸收几个毕业生来‘杂交’一下，于是正好轮上了我。”

　　24岁的陈灏珠初到上海，便一头扎进了医学世界的浩瀚之海。他从实习医师到住院医师，再到主治医师，在上海没有“家”的他就把医院当成了家，在中山医院的集体宿舍陈灏珠一住就是六年。其间，爆发了朝鲜战争，一腔热血的陈灏珠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1951年冬天，他随队驻于东北军区第二陆军医院，治疗从朝鲜前线转送下来的伤病员，同时创建东北军区军医专科学校。在一年的工作时间里，陈灏珠不仅出色完成了治疗伤员任务，还承担了培养军医的教学任务，因此荣立一小功。

　　创刊于1953年的《中华内科杂志》，是我国最早问世的医学专科杂志，陈灏珠教授至今保存着整套50多年来的每一期杂志，他是该杂志的老读者、老作者和老编委。50年代初，还在当住院医师时，陈灏珠就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和大量的临床病理和病例讨论记录，受到读者欢迎，并深得我国内科泰斗林兆耆教授和钱德教授的赞许。1954年，他在国内首先发表用单极导联心电图诊断急性心肌梗死的论文；1958年他总结报告了在临床工作中注意预防洋地黄及洋地黄类药物毒性反应的论文；1959年以后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有关心导管检查、其他侵入性检查诊断先天性心血管病和后天性心瓣膜病，以及配合心脏外科治疗心血管病的论文；这一系列的学术研究使我国心血管病的诊治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陈灏珠自身也开始在心脏内科学界崭露头角。

　　董承琅教授和陶寿淇教授60年代初合作主编了在我国医界影响深远的《实用心脏病学》一书，两位心血管病泰斗为载培新人特邀陈灏珠参与编写了该书的部分章节。

　　1962年，陈灏珠编著的《心脏插管检查的临床应用》一书出版，被后学者奉为经典著作。

　　陈灏珠教授的夫人韩慧华在回忆那段生活时，对丈夫充满了尊敬与爱怜：“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很多人都患肝脏肿大，他也是其中之一，体力精力都不太好的那段日子里，他仍然每天坚持上班，还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从不曾在家人面前讲句‘牢骚话’，吐一个‘累’字。直到被收住医院做了肝穿刺检查，病理报告证实肝细胞有‘气球样变’，才算同意在家休养了3个月。”

　　

　　冠心病诊断有了新的里程碑

　　

　　央视国际的《大家》专栏，2005年11月为陈灏珠教授作过一个专访，详细介绍了他作为我国心血管病介入性诊断治疗奠基人之一的主要功绩。

　　50年前，当人们还为患上肺结核、风湿性心脏病等传染性疾病而痛苦的时候，有一位医生大胆提出，未来威胁中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将是冠心病。如今，当年的预测已经变成了现实，冠心病已成为发病率最高的疾病之一。这个预测者就是陈灏珠教授。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是冠状动脉发生动脉粥样硬化使血管狭窄或堵塞，引起心肌血液减少甚至没有，从而导致的心脏病。在我国冠心病历来不多见。我国的医学界在较长时间内对它是缺乏足够注意的。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冠状动脉介入诊断和治疗在我国还是空白。1972年5月，陈灏珠承担了上海市的重大科研任务：开展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的研究。

　　这种造影术是将在X线下不透明的造影剂通过心导管注射到冠状动脉里去，使冠状动脉在X线下显影，可以看到冠状动脉有没有狭窄或堵塞。这种造影术是对冠心病患者进行精确诊断的一种检查方式。冠心病患者的冠状动脉血管被堵住了，最有效的治疗方式之一就是进行导管介入手术。将狭窄部位打通再放入支架加以撑住，恢复血液的畅通。而为了精确了解患者堵塞血管的程度和位置，首先就得进行造影术。现在即便你对医学一窍不通，但对于这样一种手术的过程，也完全会觉得是顺理成章的。而30年前，则完全不是这回事了。

　　陈灏珠教授介绍，当时他是中山医院的心内科主任，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他与同事在动物和人的尸体上做了无数次的实验。当年“文革”还没结束，大家在试验时更是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问题。“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医院里的工宣队支持我们在尸体上进行试验。这个试验要求尸体不能完全僵掉，完全僵掉跟真人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尸体的肌体必须是软的，这样造影剂才能打到血管里去。所以我们在尸体上的研究做得很成功，然后在人体上做，同样取得了成功。”

　　1973年4月23日，陈灏珠教授等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协作，在国内首先成功地施行了选择性冠状动脉造影术。这个“成功”，开启了我国现代冠心病的介入性诊断的先河，标志着冠心病诊断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陈灏珠和诗一首滕祖龙

　　

　　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陈灏珠教授秉承着中国历代读书人的美德：“忧国”与“忘我”。

　　他曾任上海市政协第七、八、九届的副主席和农工党上海市委第七、八、九届的主任委员。一手忙公务、一手忙业务，就是从来不“忙”自己。用他夫人韩慧华的话来形容：“时间对他来说是争分夺秒的，决不浪费，即使坐在汽车内，乘在飞机里，他也要抓紧时间审改稿件或写作，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1992年9月的一天，陈灏珠教授以市政协副主席的身份，参加了市政府主持的一个外事活动，在晚宴中，他意外地遇见了时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滕祖龙先生。这让他俩共同记起了17年前在无锡的一段难忘经历。1975年4月22日下午，陈灏珠正在给病人治病，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他立即出发到江苏无锡抢救患病外宾，病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寄生虫学家，名叫巴茨。巴茨作为中美两国建交后由美国科学院派出的第一批访华医学代表团――血吸虫病学代表团的副团长，正率领12位成员访问我国。那天，访问团在无锡参观时，巴茨突发心肌梗死并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陈灏珠等上海的专家医疗组急速赶到无锡后即和当地的医生一起，对病人采取了一系列的急救措施。美国代表团一开始明显流露出对中国医生的不信任，他们提出要派美国医生来无锡，这一提议被中方婉谢了。中方认为外宾在我国境内患了病，由我国承担救治是责无旁贷的，这也是体现国家尊严的一种行为。“当时我被任命为医疗组的组长，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我们中国医生不畏艰难，一想到这是在维护国家的尊严，每个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抢救中去。”言语及此，陈灏珠教授的语速稍显缓慢，他神定气静。因为咱中国的医生为祖国的医学添了光！“在我们精心医疗和护理下，巴茨先生的病情得到了控制，半个月后就脱离了险境进入康复阶段。随后我们把他送到了太湖之滨的华东疗养院休养。当时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一等秘书的滕祖龙先生来疗养院看望病人，我就在那时结识他的。”

　　那晚，滕祖龙异地重逢陈灏珠颇显兴奋。因为中国医生成功抢救巴茨的经过，由美国权威医学杂志《内科文献》作了详细报道，美国医界对此事作了高度评价。临别的时候，滕祖龙愉快地将他用中文写的一本诗集赠送给陈灏珠教授，其中有一首诗描述了无锡抢救巴茨的情景。陈灏珠翻看诗集，感想多多，他特和诗一首回赠滕祖龙：“湖山一别十七年，故人乍遇夜宴前。容貌依稀君认旧，白发频添我领先。昔日齐心拯病客，今朝盛意馈诗篇。几度成桥连两陆，惟愿中美友谊坚。”

　　

　　耐人寻味的“八个一”

　　

　　陈灏珠教授虽然早已从多个重要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每天的日程依然安排得满满的，要找他的人、要请他办的事，太多了。尽管已经80多岁，他仍然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如果可能，总会抽出时间来满足你。他一生就是这个样子，一生都不曾拿过“架子”。

　　记者向这位医学大家请教：“您靠什么来保持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心情？”陈灏珠教授谈了他“发明”的“八个一”。

　　一是有宽阔的胸怀。我们平时所说的“身心健康”，心就是指心态，心理。开朗乐观能够使人勇于面对生活中的变故和不如意，并会在无形中提升自己的免疫功能。

　　二是不向任何压力抵头。人的意志力是第一位的。当遇到挫折时，要勇敢地挑战命运，尤其是对病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争取做到泰然处之，这样才能有利于恢复健康。

　　三是有规律的生活。3个8小时的作息程序，即8小时睡眠，8小时工作，8小时休闲。通过有规律的生活作息，能够形成良好的条件反射，使各种生理机能发挥最好效应。

　　四是健康的饮食习惯。注意营养平衡，不偏食，不过饱，不抽烟，不酗酒。中国营养学会曾经提出过一个平衡膳食的金字塔结构：谷类食物位居底层，蔬菜、水果位居第二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位居第三层，奶类和豆类食物合占第四层，第五层塔尖是油脂类。这个金字塔的饮食分配是合理的。

　　五是适宜的体育锻炼活动。根据兴趣和体力适当进行有氧活动对保持健康极为必要。步行、慢跑、自行车、跳绳、跳舞、爬楼梯、球类都是简单易行的锻炼方法。对老年人来说，最好的方式是步行，每天步行1万步。

　　六是培养调节身心的业余爱好。劳逸结合，生活有紧有松对于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有益。

　　七是有一张笑口常开的面孔。笑牵动多处肌肉，促进血液循环。笑，也加强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新鲜空气。因此，笑口常开有利于身心健康。

　　八是正确对待疾病。一旦生病，要尽早就医。讳疾忌医是大忌。只有在医师的指导下进行治疗，才能战胜疾病。病人和医生应该是“战友”关系，双方要相互理解，多加沟通，才能找到一条最好的治疗之路。

　　这“八个一”，陈灏珠教授数十年如一日执行着，所以他健康所以他长寿。身为医生，陈灏珠教授盼望有更多人能真心接受这“八个一”。因为，人生一世，谁不想健康长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