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农工党老党员孙家谦，现在恐怕认识他的人不多。最近，我因编写农工党的文史资料，而走近了孙家谦，方知他是上海第一辆公共汽车的总设计师。

　　孙家谦1929年毕业于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后受其舅舅（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留学比利时）资助，赴美国普渡大学研究院学习汽车工业。

　　1931年11月回国，先后任浙江省公路局修车厂厂长，中国汽车制造公司机务处处长、工程师、中国农业机械公司业务部副经理、计划处处长。1945年曾再次赴美考察汽车工业。回国后曾参与组建上海柴油机厂。

　　旧中国造汽车的“梦”没能实现

　　孙家谦1929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院学习攻读汽车工程，毕业后当时幻想着“实业救国”，认为假如旧中国能从事汽车工业的发展，其他工业必然会兴办起来，国家也就能强盛起来。当年的毕业就等于失业，汽车一门又是冷门，更易失业。许多人为了谋生不得不改行，而孙家谦当时通过人事关系，而仍旧坚持汽车工业本行工作。其间，日本人入侵中国，香港沦陷，在港工作的孙家谦曾被日本人逼迫其加入日本汽车工业公司，为日本人服务，但孙家谦当时表现出一个中华民族不屈气节，但凭日本人利诱威逼，不愿低头屈服，还遭到日本人打了二个耳光。嗣后，孙家谦冒着枪林弹雨，赶忙举家离港迁入内地重庆，又把儿女安置在昆明亲戚姑姆家，自己坚持到国人办的汽车工业制造公司工作。其夫人也因产后受了日本人的惊吓，在桂林不幸过世。

　　孙家谦最后投入了中国民族资本家主办的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原想应该是造得汽车来了。但是，事实教育了他，这仅仅是幻想而已。中国汽车制造公司当时与德商华孚洋行合作，孙家谦在十年中，仅仅做了当时西德的朋驰汽车厂的销售行，进口朋驰汽车总成，装配成批的载重汽车，销售国内，从来没有自己制造成一辆国产汽车。这在当时因为官僚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最大利润，哪里有制造国产汽车的打算。与洋商合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销售机器、零部件、汽车整车，根本谈不上技术合作，使孙家谦的梦想破灭。

　　解放前夕，孙家谦曾在香港，与港商合作，提供汽车技术咨询。大陆解放后，孙家谦受其胞妹（地下党员）影响，毅然放弃高薪，（当时港商用高薪待遇欲留孙家谦在香港工作，但孙家谦当时一口回绝），义无反顾回到祖国大陆工作。

　　新中国园了造汽车的“梦”

　　孙家谦的造汽车的“梦”，在1956年7月14日实现了。当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造出了第一辆解放牌国产重型载重汽车，孙家谦也曾参与设计制造工作。而在1958年的7月，由孙家谦为组长的上海公共汽车设计小组，更是孙家谦自已亲手设计制造出上海第一辆公共汽车，真的圆了孙家谦自己造汽车的“梦”。

　　1958年初，为了响应当时的“跃进再跃进”的号召，向国庆九周年献礼，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上海自行设计公共汽车，由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负责，成立设计小组，指定孙家谦任组长，成员包括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汽车研究所、哈尔滨伟建机器和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设计人员约20余人。这是一项集体设计的项目，采取边设计边试制边修正的办法，从设计到试制成功仅仅历时二个月，保证短期内完成了设计试制任务。

　　这辆汽车当时采用了空气悬挂、动力转向、车尾式发动机加工液压制动无大梁结构等国际先进技术，作为上海市公交公司的“大卫星”，在1958年10月1日胜利地“登上了天”，并在11月3日完成了第二辆，装车经广州出国，参加当时在民主德国莱比锡举办的博览会展览，为国争了光。

　　虽说设计试制只有短短两个多月，但从当时中国汽车工业的现状，也是“一穷二白”，因此遇到的技术难题是可以想象的。例如，原设计准备采用无内胎轮胎，所以设计的轮毂配合无内胎轮胎的安装要求。但在试制过程中，发现大型无内胎轮胎供应困难兼以铸钢轮毂气孔较多，不能保证气体密封，故改变原设计采用普通轮胎。当时只参考斯柯达公共汽车轮毂实样，（斯柯达公司诞生于1894年，是世界五个最早的轿车生产厂之一。斯柯达公司拥有16000多名雇员和数百家国内和国外供应商，1991年4月16日，斯柯达公司成为德国大众集团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大众集团购买了斯柯达公司70%的股份，其余30%股份由斯柯达公司和在捷克企业中投资的西方企业共同持有。）加开气嘴槽孔长50公厘，而没有想到斯柯达轮毂仅三块拼合式，而我们设计的是整块式，对装胎的情况不同，所以在装胎时就无法照装。问题急待解决，时间不允许多考虑，怎么办呢？孙家谦决定请教装轮胎的工人师傅，一位罗姓的装胎工人师傅，乐意地讲解解放牌和大道奇轮胎装上轮毂的方法，孙家谦从中得到启发，当夜就修改设计，请工人立马把轮毂气嘴槽孔改好，果然试制成功，使孙家谦十分感动。试制过程中，在另一项汽车总成前后制动器的试制中，也发现原设计技术要求，在目前保养场的技术设备条件下无法实现，结果是制成的制动器不能使用。而当时的一位贺姓的机械工人师傅提出参考“大道奇”实样改变部分设计的建议，把偏心支销和调整凸轮。但受到个别工程师的反对，认为我们现在缺乏对汽车的使用，设计又缺乏经验，这又是比较复杂的设计，必须详细核算后才能采用。但时间又不允许再详细核算，在这紧要关头，孙家谦经过仔细思考、反复比较，决定支持工人师傅的建议，说服了个别工程师，结果试车成功了，证明了工人师傅的更改设计的办法是完全切合实际的。

　　这两个例子给孙家谦很大的启发和教育。为此，1958年12月19日，孙家谦在当时的农工党上海市委机关报“组织生活”上撰文“依靠党依靠工人阶级就有力量”中写道：“这辆汽车的设计试制成功，意味着政治挂帅的重大意义。我在领导设计试制工作中深深体会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政治挂帅，深入车间密切联系实际，与生产工人打成一片，虚心向他们学习，共同搞好新车设计试制工作，才能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措施解决各种困难，从生产实践中，使我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劳动热情和无穷智慧和技术与劳动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对我来说是一个宝贵的锻炼，正象炼钢也炼人一样的可贵。”

　　孙家谦接着写道：“以前我对工人们无穷智慧缺乏实践的体会，所以，在工作中习惯于主观的决定一切，从来没有深入的倾听工人们的意见。因此，技术工作往往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基层生产上迫切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使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受了很大的影响。换言之，我没有在生产工作上起着促进派的作用，相反地起着促退派的作用。通过这次试制，认识到工程技术人员单凭书本知识所作出的设计，在实践中会暴露许多缺点，甚至不切实际不能使用。只有密切联系实际，向工人们学习，才能及时纠正缺点，解决问题。”这也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真实写照。

　　相关链接：

　　孙家谦（1908.1―1993.12），上海奉贤金汇乡金汇镇人。

　　1929年毕业于南洋公学（现交通大学）。后受其舅舅（时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留学比利时）资助，赴美国普渡大学研究院学习汽车工业。该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研究性公立大学，历来以优良的教学质量和适中的收费标准闻名世界。该校于1869年由约翰?普渡捐资、印第安纳州划拨土地建造，现有6个校区、2261名教师和67548名学生。2002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排行榜上，普渡大学在公立大学中名列第21位。普渡大学有“旅游界的哈佛”和“美国航空航天之母”的美誉。在美国每50名工程师中就有一名毕业于普渡大学，获硕士学位。本年上海南洋公学本部出洋留学学生有曾润琛、孙家谦、李金沂、周励、陈湖、王九龄、尹钟铭、黄苍麟、邢传东、宋廉生、龙佳章、许兆弯、熊大惠13人。

　　现交通大学徐汇校区第一宿舍前，（旧称“执信西斋”，以民主革命家、烈士朱执信名字命名）刻有校徽的饮水思源纪念碑，是30届（民国19级）校友孙家谦、王宗阳二人受这一届全体同学的推举，负责对于喷水池的图案的设计，并发起由该届校友出资建造。

　　1947年4月，孙家谦曾参与筹建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吴淞制造厂，系上海柴油机厂前身。试制生产过5马力汽油机。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吴淞机器厂，曾批量生产单缸卧式750转/分12马力柴油机。1953年8月正式定名上海柴油机厂，开始自行设计和制造柴油机。

　　解放初，孙家谦受其胞妹（地下党员）影响，毅然放弃高薪，由香港返回上海。1950年任上海市浦东、沪西自来水联营公司工程师。

　　1953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管理局生产技术处处长、工程师。

　　1957年6月～1959年8月任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公共交通设计研究所所长、上海客车厂工程师。1959年任上海市公共交通公司副经理、总工程师，后任顾问。1984年被评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5年5月，被聘为上海机械工程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1986年7月，被聘为上海市科协汽车工业咨询顾问委员会顾问。此外，还担任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顾问。

　　孙家谦对汽车制造、技术管理专业有较深的造诣。1979年作为《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曾两次参加《辞海》中关于汽车、拖拉机条目的组织、撰写和审定工作。

　　1983年7月，曾在《汽车技术》杂志上著有《上海公共汽车的发展历程》。

　　2001年12月在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汇编中，孙家谦撰文《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上海公共汽车的历程》。

　　1953年经农工党老党员袁丕烈（曾任农工党市委常委、黄浦区委原主委）介绍，孙家谦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曾任农工党上海市第二、三届委员会委员，第五、六届委员会常委。

　　1959年2月，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建成开学，孙家谦与张赞臣、瞿承方、方润霖、伍蠡甫、张世禄、孙瑞琦等农工党员参加第一期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4年7月，孙家谦与陆瘦燕、张祖培、盛梦仙等农工党员参加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1985年5月，孙家谦参加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