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北师大时，就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的进步青年周惠生，1925年北师大毕业时，李大钊帮他办签证，到法国留学。毕业后回到南京，看到大革命时的革命气氛荡然无存，北洋政府的统治局面又在江南摆开，对帝国主义的屈服依然如故，对人民的奴役有加无减，心中很是悲愤。在法国留学期间，目睹国共合作的北伐已开始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而蒋介石的叛变，中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激起了他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通过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留学德国的原物理学教授，他姑丈潘祖武的介绍，他到上海找邓演达先生的战友、留学德国的章伯钧。经章伯钧指点，在北平成立一个小组，集结旧友，争取新朋，建立了太原小组和军人小组。

　　1930年5月，邓演达先生回国，在上海进行建党工作。八月，周惠生从北平到上海，经郑太朴转报，与邓演达先生见面，汇报北方组织酝酿情况，参加邓先生在上海的一些活动，得到了邓先生对他革命工作的指教。九月初，周惠生要去武汉大学任教，邓先生要他参加武汉工作，注意军队方面的关系。十月，邓先生派邹大文到武汉，组织武汉市党部，开始对十八军上层军官的工作。十八军调去江西以后，邓先生派周惠生为湖北省委负责人，以后兼长江军事特派员，准备通过原十四师旅长，武汉军校少将总队长的胡伯翰在十八军内起义。

　　八月十七日，邓先生被叛徒出卖，在上海愚园坊20号被蒋介石逮捕。周惠生与李世璋等人组织寻找、营救，未果。他自己在探寻过程中被静安寺巡捕房抓住，通过用英语、法语与英法巡捕交涉，脱险。上海警备司令部将周惠生被抓住的事电告湖北绥靖公署，该署要“提人”，通知武汉大学。周惠生不能回武汉了。农工中央指派他北上去北平，参加农工中央与冯玉祥的商谈。到北平在中法大学任教。1933年上半年参加了冯玉祥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司令部秘书。七月，“民众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镇压下去，他回到北平教书。十一月，受命到福州参加李济深、黄琪翔、章伯钧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楷、陈铭枢建立的，与中国共产党苏维埃签订《中央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抗日作战协定》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文化委员会委员。担任为协调各方关系而新建的“生产人民党”总部文书科长。1934年初又任“生产人民党”福州市委书记。

　　1934年1月中旬“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被蒋介石调动海陆空军十一个师15万兵力围攻而革命失败。周惠生携李济深、陈铭枢密信，从香港转道泰山见冯玉祥，请他指导“第三党”北方工作。九月，周惠生回到北平，在中法大学任教，以后又到辅仁大学任教，并主持“第三党”的北方组织工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对日抗战。8月13日，日军大规模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全国抗战全面掀起。

　　1938年2月，周惠生辞去北平中国大学生物系主任职务，奉命离开北平去武汉，约华北军事运动负责人之一的苏明启同赴武汉，请示抗日工作。途经上海时，周惠生的好友朱冼劝他回福建与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合作抗日。到武汉后，周惠生向“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汇报华北情况，也谈到朱冼的建议，一个月后，在章伯钧住所商谈，决定周惠生去陈仪处做反蒋工作，规定在福建不进行组织工作，通过农工党员黄农进行单线联系，中央对此事绝对保密，但要向李济深报告取得联系。章伯钧叫王寄一起给国民党中央振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推荐周惠生。经周惠生在振济委员会当秘书的堂弟周一夔从中斡旋，许世英聘周惠生为中央振济委员会委员，派赵福建视察难民安置工作，发给旅费一千元。

　　1938年7、8月间，周惠生取道香港乘轮船到福州。通过下基层视察和提出合理建议，得到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信任和重用，从许世英外调他为福建省振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代行主任委员职务，又补为福建省政府委员。

　　黄琪翔托刘裴写信把农工党员黄农介绍给陈仪，在省农业改进处当专员，从事肥料研究工作。省立师范学校校长、周惠生大学同学黄震，也是农工老同事。他们常与周惠生一起分析和商讨福建工作。安徽的同志李含阳后来也参加了福建省的振济工作。。

　　1940年10月，周惠生接受陈仪安排，兼福建省粮食管理局局长、绥署军粮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1年秋，陈仪调离福建去重庆做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福建省继任省主席刘建绪再三留周惠生。为了继续做陈仪工作，他没有动摇，1942年2月辞去福建省一切职务，被陈仪电召去重庆了。

　　陈仪在粮食问题上与孔禅熙产生矛盾，陈仪被调任闲职，开始对国民党政府绝望。周惠生与陈仪的谈话比较直率了。

　　1943年12月开罗会议决定把台湾归还中国。中国政府1944年10月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开始做接收台湾的准备工作，陈仪任主任委员，夏涛声、周惠生、钱履周为常委。还成立了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陈仪任上将班主任，周惠生任中将副班主任，训练班设在重庆浮（溪）图关中央训练团内，招在职人员120人。连战的父亲连震东当年就是学员，研究民政。

　　1948年8月，日本投降，陈仪被任命为台湾行政长官警备总司令，周惠生为民政处长。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在台北公会堂接受日军驻台“总督”兼十方面军司令安腾利吉的投降。以后开始全面接管。陈仪与沈仲九、周惠生分析，蒋介石虽有美国支援，但难以持久，陈仪估计一年多后蒋政权会瓦解，要加紧准备迎接新局面的来临。陈仪命周惠生拟定“地方自治三年计划草案”。因时间短促，终成一纸公文。

　　蒋政权和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加紧对台湾进步人事迫害，周惠生利用自己的职权，保护了一些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台湾组织机构庞大，宋子文强制陈仪以严家�取代张延哲，夺取财政处、台湾银行及接收日本人资产。大陆黄金风潮袭卷台湾，物价暴涨，人心惶惶。

　　1947年2月27日，台北专卖局工作人员在缉私行动中打伤女烟贩林江迈，引起围观者愤慨，工作人员逃脱时开枪示警，误中路人陈文溪致死。台湾市民包围宪兵队，要求枪决凶手。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市民罢市、示威请愿，占领台湾广播电台。各地闻讯，纷纷响应，拿起武器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周惠生主张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政府委员”身份出席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呼吁“和平合作”。柯远芬力主武力镇压。蒋介石调动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宪兵团在基隆、高雄登陆镇压。

　　“二・二八”以后，陈仪调离台湾。回到上海自省台湾失败的原因，认为在用人上用错了葛敬思、柯远芬、严家�三人。1948年8月蒋介石要陈仪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对周惠生说，浙江省是蒋介石的家乡，陈立夫、朱家骅势力根深蒂固，很难办。他上任只带张延哲任秘书，周惠生和钱宗起任委员。他认为张恩伯对他绝对忠诚，让他出任省保安副司令。周惠生说到外间对汤恩伯接收上海的闲话，陈仪批评他不应该听信谣言。他还向蒋介石推荐李良荣为福建省主席，以谋浙闽打成一片。

　　当时与上海中共地下党的接洽也在进行。吴克坚负责指导责任。陈铭枢秘密潜到浙江，李任潮也派人送信来。

　　为呼应起义，陈仪设立农民学校筹备委员会，聘请京沪、杭各大学农学院长及其他知名人士为委员。周惠生为主任委员，会址设于杭州法院路。开成立会时，陈仪出席并讲话。陈仪认识到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没有前途，不可救药。但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巢，发动人民力量成了必要而又困难的工作。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发动农民表面上与陈朱矛盾不至于太明显。等矛盾激化时，国内形势已大变。陈仪想通过办农民学校发动农民运动。

　　陈仪的意图，使周惠生很高兴。他提出办农民学校对外宣传的宗旨为：一、普及农业技术；二、提高文化水平。陈仪立予同意。

　　农民学校先招收学员200人，办师资训练班。在师资训练班上，周惠生提出：“如不实行耕者有其田，则农民造反是合法的”口号，班址设于杭州黄龙洞。他们拒绝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强保送学员的要求，登报公开招考，周惠生亲自主持考试。招到200人即开始训练。

　　南京教育厅李季谷赴南京开会时，陈立夫对他说，浙江办农民学校，在当前形势下是没有必要的，要他叫陈仪停办。陈仪回到杭州，嘱咐印一些小册子作答复。周惠生把在成立大会上陈仪的讲话和他自己写的几篇文章汇印成册散发出去。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省参议会也相继提出要求省政府派人去说明真相。陈仪让周惠生去。周惠生的发言曾全文登载于当时杭州东南日报。

　　陈仪响应中共号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种法庭。

　　1949年2月，陈仪派外甥丁名楠去当汤恩伯秘书，携陈仪亲笔便条，向汤恩伯提出释放政治犯，保防公私财产，停筑工事等要求。汤恩伯证据在手，向溪口蒋介石告密。蒋介石命李宗仁和孙科免去陈仪职务，通辑周惠生。陈仪之女陈文瑛派人通知，陈仪起义计划被汤恩伯出卖。周惠生离开杭州往上海。刚走，逮捕他的人就到了。他将以逃脱。

　　周惠生逃到上海，躲在国民党官僚妹妹家。当时大小报纸报道浙江事件，多有周一鹗名字；台湾报纸载“陈仪误用了周一鹗等人，以至误入岐途”。

　　为了掩护周惠生，他妻儿全家迁往福州。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周惠生像疯了一样，跳上街头，手舞足蹈狂呼：“我解放了！我解放了！”

　　解放后，周惠生回到教育战线。

　　

　　

　　

　　注：周惠生、名一鹗，字惠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