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也是新世纪新阶段爱国统一战线的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在这一制度框架中，政党体制是根据中国国情建立起来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体制存在着执政党与参政党、参政党之间以及参政党与所联系的一部分群众之间的关系，其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
　　2005年以来，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壮大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的意见》，中国国务院又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对新形势下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新的部署。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报告中提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包括和谐政党关系在内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这为民主党派更好发挥参政党作用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新形势下民主党派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当代中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政党关系，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命题。深入解读这一命题，离不开宽广的世界眼光，离不开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历史的系统把握，也离不开对当代中国国情，特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走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敏锐洞察。
　　一、世界眼光与和谐理念
　　1、世界政党政治发展
　　党际关系是政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由于西方大多数国家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因此在西方政党学和政党理论研究中，所谓党际关系的研究，一般包含在对政党制度框架下即政党体制内各政党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是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以及通过竞争执政党的轮换机制等。另外，也包括国际间政党的关系，例如党际合作、党际联盟等。
　　政党是当代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据目前对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统计,除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无政党外,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着政党,实行政党政治[1]。世界近代政党产生以来，政党之间围绕权力的竞争，即所谓“党争”，构成了政党活动的中心和主要内容。在民主的若干本质属性中，“合作与竞争”、“同意与效能”是两组经常用来衡量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范畴[2]。我国的政治学学者刘阳以这两对在独特政治环境中各有侧重的民主属性为依据,将世界政党关系做出以下大致的区分：
　　一是强调合作与效能的政党关系，即集中体现于威权型政党制度中的政党关系。它的特点是国内只有一党(或一党联盟)合法存在或者在政治生态中占据明显优势,主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他政党或者发展受到限制,不可能成为政治生态的主流,或者根本没有合法存在的法律基础,以秘密结社形式存在。此种政党关系是特定历史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在该国历史发展中拥有其他政党难以比拟的特殊贡献,并在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的威信。威权型政党关系对政治运行的高效性的注重体现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加快国家经济发展,用经济绩效来弥补一党统治的合法性缺失。威权型政党关系中的合作,通常在选举后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党通过馈赠个别职位给小党的办法来完成，是一种十分被动的合作关系。
　　二是强调竞争与效能的政党关系，即两党制中体现出来的政党关系。它的特点是一个国家存在两个有实力执掌政权的政党,它们通过定期的选举,轮流执政。即使国内有其他小党合法存在并独立参选,但它们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仅仅是政治民主的装饰物。
　　三是强调竞争与同意的政党关系，即集中体现在多党制中的兼顾竞争与同意的政党关系。它的特点是一国中存在三个或者三个以上政党,由于此类国家多实行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方式,单一政党在选举中单独取胜的可能性极小,往往由其中的一些政党联合起来形成多数政党联盟而执掌国家行政大权。
　　四是强调合作与同意的政党关系，即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政党关系。[3]:
　　上述四种政党关系的存在往往与所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的现实状况相联系。政党运作的实践表明，政党关系处于何种状态，既是一个国家现实状况的发展必然，也是历史演进的选择。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多样性和发展的前后阶段性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种政党关系模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与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有着极高的相关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及其新型的和谐的政党关系正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
　　值得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西方敌对势力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通过各种手段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其目的就是要在经济上遏制中国，在政治上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取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因此，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我国政治发展提出了双重任务：
　　一方面，我们要坚决抵制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模式。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当今世界上没有什么绝对的、抽象的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一切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都是相对的、具体的，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基础、阶级利益和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国情不同，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国体、政体与资本主义国家根本不同。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绝不能忘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间的本质区别，时刻警惕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及其模式的渗透。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我们都要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对待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照搬西方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仿效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
　　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政党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规范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政治制度，特别是文明的政治制度，是整个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它可能产生于某一国度，但对于其他国家同样具有借鉴作用，不同的国家政治制度建设都可以从中吸取营养。如作为民主政治的体现，代议制，又称代表制，就是人类在政治实践中创造的文明成果，是中外思想家一致公认的政治文明。各国代议制的具体形式有差异，但代议制的民主精神是基本一致的。西方国家的代议制形式是议会制，在我国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可见，对于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中有益的文明成果，我们需要借鉴和吸纳。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就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一点不能有丝毫含糊。同时，对于一些具体的制度化设计，我们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借鉴西方有益的做法，为我所用，推进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2、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
　　构建和谐政党关系，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共中央着眼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这一战略决策，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对于统一思想，凝聚人心，鼓舞斗志，动员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在这五种关系中，政党关系的和谐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框架内，促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的和谐，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作为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各民主党派只有从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不断增强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和为大局服务的意识，才能更好地按照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要求履行职能、发挥作用。
　　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长期以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继承和发展了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新世纪新阶段，当代中国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始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物质基础。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4]
　　在新世纪新阶段，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和谐”既是一个哲学的范畴，更是一种社会理想。历史地看，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把和谐看成是对立面的协调和统一；赫拉克利特则认为和谐是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和谐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完美性,是多样性的统一。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则认为和谐是事物本质中差异面的统一。中国传统哲学从总体至上的观念出发来揭示和谐的内涵,如孔子认为和谐是适中、适度；老子则认为和谐是阴阳二气的统一；董仲舒把和谐作为善与美的最高境界；王船山认为和谐是宇宙存在的本来状态,是事物运动的最终归宿。中外哲学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和谐范畴的深刻内涵。这些见解,尽管具有时代的局限性,但其中不乏合理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和谐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基本价值，是社会主义运动追求的目标取向。中国共产党从推进国际和平环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全面发展和迅速崛起的历史性关键时期，当代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国际视野和远景，需要有自己的特色。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提出了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任务。2005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纪念万隆会议50周年大会上，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和谐世界”的理念，[5]此后又在同年9月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奠定了中国关于和谐世界的基本看法。[6]和谐世界既是中国今后奋斗的终极目标，也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的结合点，是“和平、发展、合作”外交路线的指导思想。
　　与和谐世界的理念相一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举措，一方面标志着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向着更高的社会发展目标前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崭新思考；另一方面它也适应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代表着中国政党追求人民民主的新的政治实践。由民主的共性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决定了中国各政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新的政治实践中共同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统一战线工作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同建设和谐世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统战工作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在和平、和谐的大环境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统一战线地位重要、作用重大，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和祖国和平统一服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服务。”[7]可见，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成为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三大任务之一。
　　3、世界视野中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由该国国情、国家性质和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各国政党制度的不同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
　　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些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适应中国国情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8]
　　当代中国处于领导地位的是中国共产党,此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个民主党派。共产党是执政党,在多党合作中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执政,为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避免政治力量相互抵消;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他们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按照有关规定的原则和程序,通过不同形式的政治协商,解决各政党间的利益差别和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齐心协力，推进共同事业。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党体制，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政党体制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所做出的选择，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由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创造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伴随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走向历史前台的，承担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重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同样，中国的民主党派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友党和参政党，是我国社会的重要政治力量。从孙中山先生创建中国同盟会标志中国近代政党诞生开始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尝试过民国初年的竞争性政党制度，更饱受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的黑暗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选择了“留下民主党派”作为合作者和参政党[9]。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左的思潮的影响，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在“文革”期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一直到1979年，八个民主党派才恢复了组织和活动。1989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2005年、2006年，中共中央又先后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国政府又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进一步推进了多党合作制度的建设。现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已形成制度，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领域和空间不断得到拓展，民主党派自身建设得到加强。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政治协商步入制度化轨道。坚持协商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政治协商进一步制度化。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坚持“把政治协商制度纳入决策程序，就重大问题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中进行协商”的原则，建立健全了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协商制度和重要情况通报制度。从中共十六大至200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和委托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共93次，就宪法修订和法律法规的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以及其他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充分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建议和意见，进行广泛协商，有力地推动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二是参政议政成果显著。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各级人大、政协中发挥重要作用。“截止2006年底，担任县处级以上职务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共有3.1万人，他们对分管的工作享有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处理问题的决定权和人事任免的建议权。其中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国务院部委办、直属局担任领导职务副职18人；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24人；全国397个市（州、盟、区）人民政府中有356人担任副市（州、盟、区）长；有35人担任省级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有141人担任地市法院副院长和检察院副检察长。还有许多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高等院校、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和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如中国科学院所属93个研究所中有69人，教育部直属72所高等院校中有38人。”[10]其中的一个亮点就是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项人事决定：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万钢被任命为科学技术部部长，成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担任部长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陈竺被任命为卫生部部长。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中的一件大事，体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家政权机关和人民政协担任领导职务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从1989-2004年，各民主党派先后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出重大建议近180份，地方组织提出各项建议提案8万多件。尤其是中共十六大至2006年底，各民主党派中央就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意见、建议102件，许多建议意见被采纳。三是民主监督进入规范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实行互相监督的形式和内容得到了进一步明确；特约人员工作制度和民主党派考察调研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履行民主监督职能。
　　从政治学角度看，政党制度是一种调节政党秩序保持政党平衡的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不同，中国政党制度规范的是在非竞争政党体制下政党间的运作程序。在规范层面上，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就是一种合作性的政党制度。中国的宪法规定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和领导党，同时也明确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有西方式的反对党，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唯一的党。因此，中共中央在1989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把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民主党派定位成“参政党”，并明确提出，中国的参政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参政党”概念的提出和确定，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政治问题。在整个国家政治框架内，当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时，民主党派的定位是参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党际关系框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时，民主党派的定位是被领导党。可见，上述两种有区别的政治定位，使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更充分地获得了政党理论层面和逻辑层面上的说明和支持，同时也使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和中国的民主党派有了明确的政治地位和法律保障。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政治定位认识的深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党制度和中国政党政治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从一致性上分析，团结合作的新型政党关系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和优点。执政党“执政为民”，参政党“参政为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团结合作的政治关系。参政党主要围绕执政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开展参政活动，参政的重点是帮助执政党“科学决策”，提高“决策效率”，在不同的位置上以不同的方式协助中国共产党为民执好政，从而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特色和优点充分体现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各党派团结合作的特点，强调以协商、合作代替竞争、冲突，将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政治参与的统一，国家稳定与社会进步的统一，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统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从差异性上分析，“和而不同”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特征。一方面，中国的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是亲密友党的关系，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本质上是和谐的，目标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政党关系的和谐并非绝对的趋同，执政党与参政党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各个党派具有不同的特点，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对于执政党来说，参政党在建言献策时所提出的不同角度的观点和意见，是重要的执政参考，既可以拾遗补缺，又可以兼听则明，减少执政的失误。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特色的和谐政党关系内在地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规定：一是从政党数量来说，存在多个政党而非一党或两党；二是从政党组织来说，存在于同一政治体系内部的各政党之间保持组织上相对独立性；三是从政党的政治功能差异性来说，存在于同一政治体系内部的各个政党之间领导与被领导、执政与参政关系；四是从政党的政治目标和政治行为来说，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或对抗关系。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优点和重要特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成为世界政党制度中一个新的亮点。正如刘延东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伟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的优越性。”[11]
　　

　　[1]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北京:三联书店, 2003.461。
　　[2]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14。
　　[3]刘阳：《民主视野中的政党关系》.北京:理论与现代化2006年第3期.54-57.77。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16-17。
　　[5]胡锦涛：《与时俱进、继往开来构筑亚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亚非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4月23日。
　　[6]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９月１６日。
　　[7]胡锦涛：《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6年7月13日。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1。
　　[9]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引自《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33-735页，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政党制度》，北京：外文出版社，2007，21。
　　[11]刘延东：《历史必然性・伟大独创性・巨大优越性――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北京：《求是》杂志，2006-13。